丝毫不出意外地，中国女足继首度无缘世界杯之后，又第一次缺席奥运会。在这两项赛事中，她们都曾经贵为亚军，如今却沦为看客。

　　当世界女足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热闹是别人的，中国女足却什么也没有。

　　1999年决赛上刘英罚丢的那粒点球和2003年那场中国女足世界杯前不合时宜的“非典”，让很多人相信中国女足的运气真的太坏——否则，凭借世界杯冠军和世界杯主办者的身份，中国的女足热本可以继续升温。

　　问题在于，那又如何？囿于项目特点，女足并不存在职业化的市场，足协盲目推进女足职业化，导致女足队员既不能从不存在的市场中得到回报，亦失去地方体育部门的保障，结果两头落空。

　　中国女足既没有德国女足挂靠于德国男子职业足球俱乐部下的体制，又缺乏美国足球那样的业余足球基础，离开举国体制，中国女足不啻无根之萍。这最根本的一点，即便有世界杯夺冠和承办世界杯的刺激，也无法改变。

　　政绩足球的拔苗助长，毁掉了中国女足的根基——以市场化之名。

　　无枝可依，无利可图，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以女足为业，无可厚非。当孙雯(微博)刘爱玲(微博)这一代球员逐渐退役，现役球员无心踢球——25岁的王丹丹情愿摆地摊也不想回国家队——如今中国女足从业人数降到谷底，只剩下不到300多人在踢球，后备力量更是几近枯竭，而在同一时间，全球女足注册球员的数量则上升了54%。如此逆势而动，衰落在所难免。

　　与其说女足死于盲目职业化，毋宁说死于长官意志和政绩足球。职业化之殇源于当年足协“中国足球全面职业化”的政绩追求，2003年后7年间8度换帅的奇观，则须归功于极具中国特色的队委会制度和领导习惯性推卸责任的“光荣传统”。

　　更为讽刺的是，在付出巨额的学费之后，中国女足如今想要重回正轨，所需仰仗的却仍然是长官意志。韦迪透露，将在诸如医疗、后勤等女足基础层面上继续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而万达也在和足协签署的战略合作方案中承诺，将在未来3年内出资4000万元赞助中国女足，并冠名女足超级联赛。而这一番拨乱反正的肇始，却仍然得益于领导意志。

　　因为“自上而下”的政令，中国女足“自上而下”。现在，中国女足想要“自下而上”打翻身，同样需要仰仗于“自上而下”的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