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运会已落下帷幕，但有一幕却久久萦绕在记者脑海——中国大学生女足在决赛中逆转日本队，时隔18年之后再夺冠。可惜在这场原本振奋人心的胜利后，还是发生了颇令人费解的一幕。因为从中日双方队员在赛后混合区的表现看，有问必答的日本队更像是冠军，相反我们的绝大多数队员并没有很好地展现风采，履行她们的义务。

　　赛后一些颇有责任感的队员通过微博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希望通过这次胜利，可以让更多的女孩喜欢上足球。这样的意识和愿望当然是好的，只是队员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比赛成绩的好坏只能对将来孩子们的选择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而她们的言行素养以及未来可能达到的人生高度，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假如大家都不懂得如何通过尊重记者的劳动，让别人尊重和喜爱自己所从事的运动，那这项运动就不可能有一个足够好的形象去吸引后来人。

　　按理说大学生运动员素养较高，不应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可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过去一段时间，短道速滑名将王濛因打架被国家队除名，运动员的文化素质问题就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有人说这是现行运动员训练管理体制的弊端，但记者却认为这恰恰反映的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不足。就拿大运会来说吧，人们更习惯于把中国队队员分成两种身份，一是学生运动员，二是运动员学生。可不管是哪种，只要是他们的文化教育出了问题，恰恰就是因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在一般层面上还没有能力处理好，针对这些“运动天才”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

　　笔者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对一些有着运动天赋却又不擅长考高分的孩子有失公允。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从普通中小学转入体校，但究竟该如何教育好这些孩子，现行教育体制始终没有从一般层面上给出答案。还是以王濛为例，假如她当初没进体校和专业队，而是一直沿着普通中小学的路走下去，又有谁能够保证，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像她这样有特殊天赋的学生，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学生”呢？正是因为现行教育体制给不出这个答案，王濛才会在体育道路上一直背负着这个欠账和包袱，并最终导致问题的大爆发。

　　其实，运动员文化素养的高低，关键不在他是运动员学生，还是学生运动员，关键在于现行教育体制能否对他们的素质教育给出可行性答案。以中国国际象棋队为例，这支高水平高学历的队伍里就聚集了一大批运动员学生，如在大运会上刚刚夺得混合团体金牌的王皓就读于北京大学。去年王皓因为代表国家队参赛，而错过新生入学英语分班考试并因此被分到了慢班，这个早就给记者当过翻译的棋坛才子耿耿于怀了好一阵子。而前国家女队主力阮露斐则在清华大学以平均分89分的高分毕业后，从一所著名美国高校获得了直博资格。在大运会上担任中国国象队领队的谢军则是在成为世界冠军后，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现在是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

　　如今国际象棋这个外来项目，不仅在国内取得了非常好的普及和发展，在大运会上中国队也成功包揽三金。此前记者曾不止一次地听一些学棋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说，谢军、阮露斐和王皓等这些高素养的人就是最好的榜样。可以说，如何解决好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让“运动天才”走通“素质教育”这条路，中国国际象棋队已经在专业队的层面上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替代现行教育体制的责任。因为只有教育体制理顺了，每一个有着特殊天赋的孩子，才能走通素质教育的道路，而不是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本报记者 葛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