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耿

　　葡萄牙有一个美丽的传说。1568年，14岁的国王塞巴斯蒂安亲政，帝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少年肩上，他被称为“希望”。1578年，24岁的葡萄牙的“希望”远征北非，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国内民众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现实，民间开始流传国王没有在北非战死，他会在某个大雾弥漫的清晨重新回到里斯本来的传说。此后几个世纪，盼望塞巴斯蒂安回国的思想风潮在整个葡萄牙流行了起来，完全忽略国王即使肉身未灭，也该阳寿已终这个事实，19世纪拿破仑占领伊比利亚半岛之后，里斯本市民之间还流传着塞巴斯蒂安会回来解放葡萄牙的传言。

　　这种“等靠要”思想并没有为葡萄牙追回大航海时代的辉煌。

　　现在，葡萄牙要为中国培养一批“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会回来的”足球救世军。中国足协在未来5年中将选送500名青少年前往欧洲足球强国深造学习，从而培育冲击2016奥运会和2018世界杯的中坚力量，葡萄牙是第一批的接收站。

　　一个泱泱大国的足球期望，就寄托于这500名孩童身上，很有赵氏孤儿的悲壮与萧萧。为什么我们总对英雄救世情怀满怀着幻想呢？这500人，如何hold住偌大个国？

　　在现有框架内，各种拯救足球的思潮在不断地试验、试错、再试，从铁岭策源的反腐救“国”，到许家印的实业救“国”，再到王健林的慈善救“国”，留洋救“国”不是新鲜事物，从上世纪50年代中国足球队赴匈牙利学习，到90年代的健力宝队，算得上成材的也就贾秀全、古广明、杨晨、孙继海寥寥几人，个体数还没有代表队的数目多，可见效率之低。

　　当把体制框架内能摆弄、搬移的器物都倒腾个遍，发现各种风水阵都不灵，目光落在唯一没动过的四壁上，才恍然大悟：是这整座屋的风水有问题。这座屋是隐喻，举国体制，就是圈养，一个封闭性的圈子，看似开放性的留洋无非是把这个圈放到国外，在葡萄牙画了一个圈。要把圈子打开，靠政策指挥棒的调度，发挥民间的积极性、创造力。

　　卡马乔在上任伊始，反问：“中国有13亿人，怎么会没有好球员？”“卡马乔之问”的盲点就是没看见这个圈子的存在。“人口”不等于“足球人口”，在日本足协注册的18岁以下青少年有50万人，而目前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仅7000人。

　　在这个封闭的圈子，发挥着举国体制的所谓便于调度的优越性，用长着胸毛的队员去与还没变声的小老外踢世少赛，只要愿意，完全可以派出一支“合法”的女足国家队去踢大运会，这种田忌赛马的高招制造着在国际赛事上的虚假繁荣，却在低级别赛事中用尽了潜力余量，以至于在高级别赛事中黔驴技穷，所造成的现实矛盾就是，既然我们青少年足球的赛会成绩那么骄人，为何还要再向西方取经？

　　放下面子，打破圈子，沉下身子，调动全民子弟，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