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路过王府井，目睹了一场“外交纠纷”。说是纠纷，其实既没揪，自然也不用分。情况是这样的，一北京的哥和一老外不知为何发生了不愉快，的哥边破口大骂边绕到前车门翻找，没找到，又跑到车尾，声势浩大地掀开后备箱摸索。

　　旁人看其气势，很容易做出如下判断：该的哥已是恶向胆边生，接下来多半要出大事。说不定摸出把刀在老外身上捅几个透明窟窿，端出个火箭筒把那老外轰成碎片也不是没有可能。

　　结果，结果是的哥被他的朋友轻轻扯住，极其配合地挣扎了几下，恰好又挣扎不脱，于是怒容满面地冲着老外渐渐远去的方向送上一句头文字F，以英文粗口收官。围观人群见戏已终场，就此散去。我这一路上唏嘘良久，觉得中国真是个表演艺术空前繁荣的国度，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每个人都活在自己为自己设定的角色里。从的哥身上，能看到小人物的辛酸。

　　在这片国土之上，揍洋人是万万不行的，若真动了手，那位出租车司机的命运可想而知，除了刑责，饭碗是铁定要丢的。可是不动手，在数十位同胞之前，面子上又不好看，这种时候通过一些并无身体接触的肢体语言，表达出自己的不恐惧和愤怒，简直是上上之选，似乎也是唯一之选。

　　时有人说，这是个浮躁狂悖之时代，因此国人身上的戾气愈重。可我从那位的哥身上，却分明看到了理性。在保全自己的同时，宣泄愤怒又挽回颜面，没有比这更理性的选择了。因此对弱者来说，拿捏到恰到好处的表演是必要的，甚至可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存手段。这可以追溯到未庄的阿Q，这位前辈表演艺术家，就是亿万弱者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表演基因一直游弋在后人的遗传密码里。

　　另有一种弱者是以强者的姿态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义和团。在拳民眼中，洋人当然是该杀的可杀的，假如妖魔化得足够，妇孺杀起来也政治正确。进入文明一点儿的时代之后，义和团的血液转化成民族自尊，凡是说本民族不好的，哪怕是他人说了其实是为本民族好的，统统反对，都要旗帜鲜明地抗议。因此铁路和它的主管部门不能否定，哪怕是铁轨之上附着着冤魂累累。

　　在某些血热到时常沸腾的国家，人命往往不如面子重要。这所谓的面子，也叫大国尊严。

　　说点安全的吧还是。小到一只足球，若干年前也粘附着义和团的旧精魂。还记得吗，当年的金指，带着国安队坐镇工体，“扶清灭洋”，当时有句掷地有声的名言——打外国人不用动员，那股气势宛如带22个陈真去踢虹口道场的馆。实际上对方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来赚人民币的，顺便观光；“我方”的目的却是为国争光。

　　那时的人民打鸡血的需求很强烈，于是连足球也成了注射器。随着时间迁演，大多数人明白了商业赛事就是Just business，为场商赛受伤减员，耽误了联赛成绩实在是得不偿失，估计也没几个人还抱持着干掉皇马就是为国争光的心态。这种想法多傻呀，也显得自己太虚弱，足球就是足球，本就不该承载足球之外的东西。

　　还有一种弱者有所不同，他们比足球人对business的理解更透彻，也因此示弱得更彻底，干脆彻底到没底线。最新的例子是某地官府为日本开拓团立碑，以中日友好之名行招商引资之实，不知死于那个年代的几十万冤魂还能不能在地下保持情绪稳定。话说与邻国友好没问题，但友好到给窜至自己的土地上“开拓”的“外宾”勒石纪念，胸怀也太广袤了吧。

　　(作者：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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