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青岛与领队王春露冲突，王濛被暂时停训。有人说她被“轻判”了，因为她在冲突中左手受伤，本来就将缺训。但是，在真相未明、媒体报道偏向性十足、连新闻发布会都开得含糊其辞的情况下，有可能背上黑锅的王濛，亦可能是被判重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不识好歹”，拂袖而去。

　　根据“前科”和个性就可以将王濛在这次的事件中定罪吗？不能。目前这一事件仍是罗生门。虽然王濛在其中肯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通过更多证据将事实还原之前，显然缺乏追究责任的依据。这是一起伤人事件，王濛入院缝了几十针，王春露也受了伤，按照事件性质和严重程度，当事人本该报警，最终却只是向领导汇报。

　　一切内部解决，这是中国体育沿袭了数十年的“惯例”。问题是，这样的问题，内部真的能解决吗？你信吗？我反正是不信的。

　　在举国体制下，没有专门的体育仲裁机构，运动队均由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管理，其职能范围极大，出现纠纷时，往往由它包揽从调查到处罚的整个流程。而为了维护形象，这种处理方式往往以息事宁人为主旨，以效率和稳定优先，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往往会为此压制当事人发声。处理过程简单粗暴，注定难言公平公正，更别说公开了。

　　“丽江事件”中，王濛因为被指说出“我是人大代表，要住单人病房”等论调而成为众矢之的，王濛认为这与事实严重不符，为此曾想聘请律师起诉，却被中心以“大局为重”的名义下达封口令。王濛只来得及在微博上留下一句“现在说啥都没用，永远都这样，不让人说话……”就开始了沉默。而这样的憋屈情绪也为她和王春露之间的冲突埋下伏笔——王濛父亲曾透露，短道速滑队唯一的人大代表是王春露，言下之意，王濛在替她受过。

　　相比打人，不让人说话才是更大的暴力。当前的仲裁机制并不令人信服，而更习惯于将人制服。

　　中国体育的听证制度长期缺位，大部分体育项目中出现的争端，由于垄断性的权力，仍然是根据相关领导的拍板而非独立的调查和陪审来加以裁决。这种单向度的处置机制，由于缺乏对运动员的关注和相应的程序性保障，导致有冤的无处喊冤，连确实犯错的都会因为只有受罚的义务而无申辩的权利而感到委屈。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运动员个体意识的日趋强烈和维权意识的明晰，一味以威权压制和“家法”伺候，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矛盾进一步发酵，引发更大的反弹。

　　“丽江事件”和“领队事件”之间呈现的逻辑关联就是明证。有关部门在前一事件中家长式简单粗暴的调停和处置方式，导致矛盾被“捂”下而非被化解，当事人在被变相剥夺话语权的情况下只有憋屈而更难以自省，又使得新的更大的冲突呈现出某种必然。

　　王濛，不能开口的时候，不要认错。你有权保持沉默，更有权不保持沉默。(麦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