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数年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当搓澡工的消息引发争论后，日前，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微博)退役之后生活无着落，不得不街头卖艺谋生的新闻再度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曾经周围到处是鲜花和掌声的世界冠军，沦落到没有“体面、固定”的工作，类似事件的连续出现，多年来体育领域实施的举国体制和金牌战略再次成为舆论的指责重点。诚然，近年来体育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其集中体现为“金牌数量上去了，群众体质提高不多”，这种现象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但是，要把邹春兰、张尚武的遭遇完全归结于“举国体制”，则有失偏颇。

　　在谈论张尚武等人退役后的生活经历时，首先得有这样一个概念——卖艺或者当搓澡工，这都是更多的人的谋生手段，冠军退役后为什么不能干呢？恐怕，这还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身份意识特权意识在作怪。冠军的头衔也罢，运动生涯的辉煌也罢，事实上它只应该是每个运动员生活中的一个经历，不应该成为永久的身份和地位象征。

　　事实上，竞技体育有其特殊性，随着观赏性对抗性的提高，运动员必须牺牲很多时间来专注于自己从事的项目，而且背后必须有强大的机构来保证训练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就足球运动而言，2010年世界杯上，表现抢眼的德国队队员的年轻化和技术打法的成功转型让人惊叹，对此德国在足球领域全国性的人才储备是功不可没的。再比如近年来独步天下的巴塞罗那队，它的人才后备机构拉玛西亚青训营实施的哪里只是“举国体制”，说是“全球体制”也不为过，拉玛西亚青训营实力雄厚，人才挖掘触角遍及世界——作为阿根廷人的梅西成长于巴塞罗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现在，非洲不少国家也委托拉玛西亚青训营代为培养足球人才，而所谓完全靠在贫民窟里踢易拉罐成长为巨星的神话，已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说了。

　　因此，体育“举国体制”并非那么不堪。姚明的成功引领了篮球热，李娜(微博)的辉煌带动了网球运动，群众体育始终无法广泛开展的原因不在举国体制，而在于群众在忙于为衣食住行奔波耗费的精力太大，无余暇追求运动享受，这是竞技体育商业化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张尚武等人的悲情，实则是因为在实施“举国体制”时，错误地传达了“冠军就是民族英雄”这个信息，以至于在培养运动员时，相关部门根本没把“运动生涯”这个概念考虑进去，导致太多的运动员退役后再无其他谋生手段——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或者，足球运动员邵佳一(微博)在个人微博中的那句话值得借鉴：“我们可以成立一个运动员互相帮助的组织，德国有一个类似的组织可以借鉴。”确实，成立这样一个类似运动员生活保障的组织，能从侧面来补充竞技体育运动员运动生涯普遍不超10年这个短板，否则，即使体育商业化，政府撇开了安置责任，但从“在商言利”的角度来说，悲情冠军只可能更多。(武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