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多了不怕咬，还学会反咬虱子。近来中国体育几个传统强项集体爆发了“裁判门”，不断有跨越国境线的手来敲门，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捧着罪己诏和笑脸开门，或者干脆闭门不开，内部处理，而是开始据理力争，甚至迈出国门讨说法，远赴洛桑擂鼓喊冤的邵斌即是典型性案例。

　　对这个动向进行评价是很难“二分法”的。就事理言，邵斌是为一件自己有明显过错的事情出面反击；就感情论，为体制做事的邵斌被体制抛弃，只好一个人去讨说法。

　　造成各种“乱”的原因是规则与“潜规则”的交织。世间事不外乎四种：说得，做得；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说不得，做不得。从第二种往后，都属于“潜规则”。可见，世间事有3/4是按照“潜规则”运行。由于第四种是做不得的，所以，主要起作用的是中间两种。

　　但现在提起“潜规则”，你会想到什么？女演员、女博士？张珏们使我们对“潜规则”的理解狭隘化，并加上了情感定向、道德定向。

　　创造“潜规则”这一概念的吴思先生对其定义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该定义的一个缺憾是，没有为“潜规则”分层，实际上很多规则是半潜式的，它有形地存在着，是官方的，却未进入正典。比如，韦迪提到的动用“内参”迫央视转播中超，根据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中国法定的公文有令、决定、公告、请示、批复、函等9种，并没有“批示件”的规定，但领导批示已然是中国社会重要的治理形式。

　　或许没有神秘人指示邵斌“改分”，但“潜规则”意识的灌输从来不是以具体的政令方式下达的，比如，亚运前的动员大会，肯定会有“为国争光”之类字眼，坐在裁判席D1位的邵斌，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琢磨这个字眼，毕竟D1是“首席”，意味着负首责。

　　而一旦被质疑，邵斌是可以被合理地抛弃的，因为确实没有人下“改分”令。这种做法古今中外皆有，我们不必过于自卑，慈禧对义和团的利用与镇压，还有美剧《24小时》中，杰克·鲍尔在闯入第三国大使馆执行任务前，向组织保证若被擒，是其个人行为。这种做法是在现有规则边界内的变通，从这个角度看，恰恰是对规则形式上的尊重。

　　难题不在于有“潜规则”，在于上述“四层”规则之间是否可以穿越。邵斌，他穿越了。《盗梦空间》已经告诉我们穿越的危险性。

　　邵斌本来是为一件“做得，说不得”的事讨说法，他在洛桑依然“说不得”，就拿国际体联“只做不说”的规则找理由——改分通常是用电话通知裁判长或评审委员会，但这只是惯例，没有明文规定。于是，一场命题很宏大、背景很复杂的国际维权行动很可能是和谐地收场，一名中国高校体育教师千里迢迢帮国际体联找到一个程序上的bug，伸张正义成为业务探讨，邵斌不被禁赛的目的也达到了，却对后来者没有任何援例的参考价值。(刘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