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耿

　　女排脆败。

　　一具神像就被轻易挫筋卸骨，零件散了一地，原来它的根基不过如此。

　　看起来是30年的供奉、10亿人的共举，实际上这股向上托的力有多大，对应的向下压的力就有多大。以女排的生命之轻终于无法承受这背负的历史之重。

　　女排在上世纪80年代担当起振奋民族士气的历史使命，与诗歌、哲学一起成为80年代的文化符号，捧着陶瓷茶缸、围炉谈球，是“70后”与“80后”的共存记忆。“女排精神”成为时代锐词，显然，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四字成语“正龙拍虎”之类正向得多、给力得多。女排威武，由此深入人心，被“自然历史化”，从此，女排赢球不是新闻、输球才是新闻。

　　这种历史观的一个弊端就是角色控、并发“角色受限症”。女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并在一次次的成功中重温巅峰体验。

　　然而，胜败兵家常事，这是常识，女排作为举国体制下唯一的试错主体，“自然历史化”的意识形态强有力地抑制了女排本体的自主试错与创新，体制拒绝任何微观领域的试错，形成了强烈的路径锁定。

　　所以，在这种掣肘的牵制下，女排才错过了更新换代的时间，蹉跎了6年本可以厉兵秣马的光阴。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换不换帅之类鸡零狗碎，都是浮云。

　　“自然历史化”的另一负面效应，就是寻找借口。

　　——“国足为何恐韩？”

　　——“因为它是韩国。”

　　当恐韩意念被植入潜意识，一段羞辱的历史就被“自然历史化”了，或许第一次输给韩国队只是一次偶然中的偶然，却被我们强化成自然中的自然、必然中的必然。

　　同样，亚洲人种不适合踢足球，也成为了“自然借口”；盛行于足坛的各种“魔咒”、贝利的“乌鸦嘴”，成为内心所深信的“自然神力”，给力自己强烈心理暗示，说白了，自己吓自己。

　　症结在于，我们很少去考察“自然历史化”之前的历史。1979年12月13日，中国女排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力克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亚洲冠军。在此之前，自甲午海战以降，日本曾经长期成为我们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可见，女排扭转这个历史，当时具备多么大的当量。

　　女排的五连冠是打破了一个“自然历史化”，又建立了一个“自然历史化”。

　　从来没有什么“自然而然如此”、“自古以来如此”，女排既可以打破之前的功勋，自己的功勋也可以被之后打破。

　　不破不立，女排到了自破自立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