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韦迪从吉隆坡回国之后所说，中国足协此番在亚足联“收复了话语权”。在经历了“南杨事件”的阵痛之后，韦迪、于洪臣、薛立等足管中心主要领导悉数入职亚足联下属委员会，中国足球在外交方面总算有所突破。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对照中国足协各部门和亚足联下设委员会的分工，中国足协依然留下了不少疑问。

　　毫不客气地说，这些年来，中国足协虽然有人在亚足联下属委员会担任不同职务，但在绝大多数事务上依然等同于“聋子”、“瞎子”。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从2006年到2010年再到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甚至包括亚洲杯、亚冠等各种赛事，亚足联所拟定的竞赛方案，在国内均由体坛周报率先披露，中国足协往往是在看到报道后，才向亚足联核实、确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2002年哈曼出任主席之后，亚足联下属各委员会已经变成一个“橡皮图章”；相反，亚足联秘书处下属各个部门，反到成为了核心部门。比如最核心的竞赛事务，均由秘书处下设的竞赛部草拟方案，然后提交竞赛委员会走一个流程，便最终确定。

　　在这种大背景下，入职亚足联各委员会，并不意味着中国足球拿到“话语权”。如果真想获得话语权，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进入亚足联工作，而且是去竞赛部、裁判部等核心部门工作。韩国、日本足球之所以能在亚洲领先，除了自身的联赛之外，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在亚足联“有人”。例如，现在亚足联秘书处竞赛部的负责人，就是日本人铃木，韩国也有人在竞赛部工作。因而，亚足联各项赛事的竞赛方案等，韩日往往早于中国足协半年多知晓，甚至提前进行准备。

　　日本新任足协主席小仓纯二，今年已经71岁，到了退休年龄，日本方面早就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明年1月份召开亚足联代表大会，正好进行换届选举，日本足协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物色好了田岛幸三，准备让他竞选国际足联执委一职，并展开了各方的公关准备。对照一下中国足协，当我们内部各种头绪尚未理清之时，谁又来考虑“足球外交”事务呢？中国足球的落后，不仅仅是技战术水平上。

　　即便是此番韦迪等进入亚足联各委员会，其实也存在疑问。譬如说，薛立进入亚足联竞赛委员会，从表面来看，薛立在足协分工主管“竞赛管理部”和“青少年与社会发展部”，似乎与亚足联“竞赛委员会”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呢？

　　亚足联下属的“竞赛委员会”，主管男足国家队和国奥队竞赛事务，因而像巴西世界杯预选赛、伦敦奥运会预选赛方案等，都由该委员会最终确认，并提交亚足联执委会讨论通过。但是，中国足协下属的“竞赛管理部”，负责统筹除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以外的所有男女竞赛，包括全运会、城运会、青年联赛、各种U系列比赛，以及中国之队项目的主场比赛，只有最后一个跟国字号有关。

　　换言之，中国足协进入“竞赛委员会”的人员，应该是一个负责管理男足国字号的人选，应该出自“国管部”。因为他(她)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面对亚足联竞赛委员会提交的方案，如何协调好国内联赛与国家队、国奥队的关系，方案是否有利于中国球队等等。然后，在竞赛委员会会议上利用发言机会，去争取有利于中国队的方案。但是，现在薛立在足协内部分工方面，就不是主管这一块工作，又谈何去争取有利于己的情况？等会议结束，拿着具体的方案回到足协，再与分工主管的其他领导协商，一旦发现了问题，可决议已经通过了，又何以解决？当然，这并不是说，薛立不应该进入亚足联“竞赛委员会”。

　　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中国足协目前的机构设置，其实还存在问题，在管理上依然有值得改进之处。表面来看，这似乎与中国足球外交无关，但仔细一琢磨，便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对新领导们来说，一切还只是刚刚起步。

　　(马德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