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平

　　《全体育》总编辑

　　呜呜赛啦声声响亮，吹绽韦老板的心房，他给我们带回了“只有世界杯才能救中国足球”的最新理想。

　　在一个被官僚体制埋葬了足球未来的时代，作为一个被官僚体制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怀疑主义分子，听到韦迪“办一届无以伦比的世界杯”的高调，我不可能像某些人一样我心飞扬，沐手焚香志心归叩，而只当这是漆黑暗夜中的一声鸡叫。被吵醒了，但只是打个愣怔，接着倒头睡去。

　　我从不想扮演刁民和不合作者，但实在是被他们忽悠得心力交瘁。韦迪并不是喊出申办世界杯口号的第一人。早在阎世铎时代，中国足协通过的“十年发展规划”中(2003年)，“申办2018世界杯”即赫然在列。这可是领导们高高举手庄严通过的纲领性文件，白纸黑字印章森严，最后却被扔进死角喂耗子。阎世铎兴废“申办世界杯”，遵循的是根据仕途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辩证大法；谢亚龙绝口不提 “申办世界杯”，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空口承诺，本来就只是官僚们的生存和升迁技巧，而绝非为官一任的施政目标。阎世铎和谢亚龙都是好榜样，他们一个个夸海口定纲领，虽然没有一条落实，但离开足管中心后都加官晋爵，一个掌中国体育之“粮”，一个理中国体育之“财”，都是股肱重臣。

　　“说话不算数”本为中国传统道德所不耻，但体制消解了这一道德难题。我曾那么迷信阎局，被他骗了；我接着迷信谢局，被他甩了。我倒很愿意相信，韦迪是个反例，是个言出必行的好汉，但他笃定无法践诺。根据 《公务员法》，1954年出生的他将于2014年退休，届时中国是否申办世界杯，怕还是未定之局。那时候足管中心换个新领导来，又是一套新章程，没准觉得申办世界杯是扯闲淡呢。千万别提什么施政的连续性，如果有连续性，阎世铎就不会改甲A为中超了，韦迪也不会撤换六君子了。

　　一个令人费解的疑点是，作为一名成熟的厅局级官员，韦迪这次为什么违背基本的为官原则，发出了如此尖利的呼声？申办世界杯这样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不仅他区区一个足管中心主任无法定夺，就算跟他一同赴南非的总局副局长暗中点头，也还是不成。拍板的只能是国家最高层，韦迪还离着十万八千个台阶呢。以韦迪的权限和地位，他现在也只是个阿猫阿狗、长三阿四，所能做的不过是“希望”申办2026世界杯而已。

　　当然，从韦迪的角度看，以申办世界杯为中国足球冲喜，还真是不二法门。中国足球积重难返，近乎绝症，阎世铎试了试“挥刀自宫”，自己后脖颈也凉风嗖嗖，不言而退。谢亚龙是为奥运成绩而来，即来即走。南勇据说是抱着“欲诛禽兽必先献身禽兽”的宗旨，下海卧底呢，结果就成了人家的卧底。这个时候韦老板来了，像被关进黑屋子，把墙壁挠抓敲抠，找不到一丝亮光。南非行终于开了天眼，拿到梦寐以求的“葵花宝典”。

　　韦迪的施政逻辑是举国体制，但举国体制涉及到地方财政投入，而在省市领导眼里，足协算是什么玩意，有什么资格喝五吆六。不过，一旦举办世界杯，那就情形大大不同，任何一个省市，都不得不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就真正的全国一盘棋了。其实中国足球那点事儿，简而言之就是国人想住楼房，穷吼吼，可领导不愿打地基。主办世界杯，纲举目张，问题将迎刃而解。

　　不得不承认，韦迪是个深谙行政运作机巧的领导，而申办世界杯，也确实是个好主意。但这活儿由中国足协去干，就有了一股大话西游的味道。十年了，依旧新鲜可触的疮疤表明，这是一个施政能力一团糟的行政单位。维护一个联赛的正常运转尚且不能，打造一支“亚洲二流国家队”尚且无力，解决一个欠薪问题都束手无策，还指望他们去申办世界杯？

　　实践是检验“真假”的唯一标准，对于韦迪放的这颗卫星，还是先睁眼盯着，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升空。等一切定局之后，再表情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