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耿

　　“政企分开”这个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扑面而来的词汇，终于在30几年后，又像一缕春风吹入中国足坛，此时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之路已走了16年。

　　1979年，董辅礽最先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政企分开还是一个“锐词”；2010年，韦迪在秦皇岛花了1个半小时全面阐述其施政纲领时，这依然是一个“锐词”。

　　因为政企分开有很多没有突破的领域或假突破，比如在烟草业。男人的另一项最爱，足球，也没有被突破。

　　韦迪的心愿是在退休前看到足协政企分开、管办分开，他想在退休前的几年与时间赛跑，完成几件大事。若是这扇大门成功开启，韦迪在中国足球史上自然会青史留名。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光荣属于自己、“麻烦”留给后人。

　　政企分开的好处不去谈，只谈难处。政企“分开”的前提是对何为“政”、何为“企”的身份确认，按照韦迪讲话时的语境，“政”是足协、“企”是联赛。那么，问题像那春风一样扑面而来。足协即政府，这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将不得不直面。

　　事实上，中国足协一直是患有身份焦虑症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政治智慧，只能是玩弄文案时的一套说辞，或者在公文行走时该盖哪个章的掂量，这丝毫不影响民众对足协政府性的观感，FIFA当然也是心知肚明，但鉴于中国的国情，狡猾的布拉特自然也深谙“说得做不得、做得说不得”之道，多少年来，相安无事。只有在每次有大事出来，才有不服袁伟民的怨民，指向中国足协并非民选这个终极问题。

　　“企业”这头也不清晰。谢亚龙是携“孙行者的产权到底属于谁”的理论上任的，然后又迅速地像土行孙一样遁去，联赛的产权到底属于谁，还是一个未解的难题。2004年，G7向足协逼宫时，产权归属正是双方辩论的焦点。连产权都不明晰，还怎么分？哪些归上帝，哪些归恺撒？

　　身份确认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分？中国的俱乐部就是冲着打联赛成立的，联赛几乎成为联系俱乐部与足协的唯一脐带，足协的工作不再以联赛为本，割断这条脐带，俱乐部成为尾大不掉、不履号令的各方诸侯，厅局级的足协能受得了？

　　后任对韦迪的评价很可能是撞开了火山口，“政企分开”这4个字沉甸甸的。把联赛从足协剥离是假分开，把足协从总局剥离才是真分开；后续是一系列的，足协该民选了，中超足彩该开禁了……再反过来问俱乐部的投资者，他们就真有享受这一切的民主素养吗？如果这些老板不是与足协一样，唯联赛重，唯眼前利，投点钱给青训，他们的社会责任才算尽到了。

　　“政企分开”这篇被全中国做了32年的文章没那么简单，欢呼过后是冷静、是坚守。韦迪能成为足球界的改革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