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嗑药，但几乎所有被查出阳性的运动员都会喊冤。佟文教练的说法和几年前中长跑名将孙英杰被查出服用过时禁药“大力补”后的说法如出一辙。更狗血的是，“孙英杰案”后来诡异地冒出一个给孙下药的人，其教练王德显的家乡法院还就很诡异地判该“下药人”侵权行为成立。

　　这种行为不少，1994年广岛亚运会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十一人被查出服用兴奋剂，颜面扫地；2000年，名动天下的“马家军”因多人血检超标被取消参加雅典奥运会的资格；后来吴艳艳、王虹霓、欧阳鲲鹏、宋红娟、郭林娜、王静、李富玉等人一茬茬一年年一次次前赴后继“死得其所”。当然，嗑药并不是体坛“出轨”的独门暗器，更改年龄更加普遍。

　　这事中国人会玩，外国人也会玩。前苏联前东德就不提了，其他道德败坏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提了，即便是美国，亦有成堆的人心术不正，前环法冠军兰迪斯、男飞人加特林、女飞人琼斯、前百米世界纪录保持者蒙哥马利、9枚奥运金牌得主卡尔·刘易斯……一年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高调宣称，运动员服用禁药问题已是俄罗斯的国家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查实了就禁赛，禁赛了就喊冤，但最终能够翻案证明清白的几乎没有。而兴奋剂检测机构和行政执法机构，终究还是无法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人类的诚信：比如这些违禁者到底是有意为之，还是误服？是处心积虑向医生要的，苦口婆心被教练劝的，还是真的不小心喝了哪个地方的排骨汤“中招”的？第二个问题涉及科技的能力：比如那些没有问题的，是一身清白日月可鉴，还是在抽查中漏网了，甚或他服的药成分复杂，药性隐蔽，难以查测？

　　当大赛成绩相当于丰厚的奖金、价值可观的房子，今后的深造就业，蜂拥而至的广告商时，诚信似乎不名一文。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这句话适用到体育赛场时，相关部门、教练员、运动员恐怕要笑死，因为他们不用冒绞死的危险，利润是超过300%的一本万利，为什么不呢？

　　当成绩在很多时候可以掩盖一项运动背后的贫瘠，当诱惑在很多时候可以超过理性的控制时，我们便无法阻止竞技运动的领域衍生出这些令人恶心的副产品。

　　市场和金钱的驱动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改变了许多人和事的格局。说到底，这个世界若非是人先有了病，药又从何而来呢？

　　人有病，天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