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育》总编辑 张路平

　　起于大义凛然的单刀赴会，又悄然回到“带人换班”的官场俗套，并由此实现了对足管中心人事体系的最大颠覆。尚难推定韦迪对足球规律所知深浅，但可以肯定他对官场逻辑的通晓，以及动用上层权力之大，在足管中心主任这一位置上前所未有。由此逆推，上层的上层对足球重视程度同样前所未有。需知只有在少数极端情形下，“要谁给谁”才能在组织部门特事特办，一路绿灯。

　　通过简单的“人肉搜索”，即可发现韦迪与紧随其后任命的副主任于洪臣有沈体师生情谊。而于洪臣作为实际上的第一副主任的任命，不排出韦迪点将的可能。

　　跟韦迪同样田径出身且同样拥有硕士学位的谢亚龙，飞扬高蹈执掌足管中心3年半一无所成，部分原因是人事斗争消磨了太多的精力、体力和意志。在短暂的谢亚龙时代，他深感既有人事布局造成的强烈路径依赖和运转惯性，而从资深副主席南勇手里“收权”，成了他日常工作重心之一。

　　为此谢亚龙不惜起用毫无从政经验的李飞宇、被阎世铎流放的王俊生爱将李晓光以及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蔚少辉，分别担当女足、国奥和国家队领队。循此脉络即可理解，李飞宇在女足能挤走马良行吓退克老琛，并在酿成一系列天怒人怨的事件后依然稳坐钓鱼台；而蔚少辉在“治理”国家队主教练杜伊上，更是有恃无恐妙着叠出。至于李晓光的曲线起伏，则是衡量人事炎凉的一把鲜明标尺。他在王俊生时期少年得志，接替马克坚出任国管部主任，阎世铎上台后却被“杯酒释兵权”，只得将人事关系挂靠在同一大楼办公的排管中心，负气“下海”。这桩在当时引起轰动的事件，最终却以他在谢亚龙上任后的离奇回归出任国奥领队收场。

　　基本上，在谢亚龙2008年9月被派往国家行政学院学习的那一刻起，他所倚重的李飞宇、李晓光以及蔚少辉等日后的命运就已注定。唯一吊诡的是全面战胜谢亚龙的南勇尚未腾出手脚梳理中层，自己即被公安部门先行解决。

　　谢亚龙作为足管中心主任的经验教训，像一盏明灯般照亮了韦迪精心设计的人事构想。联袂学生于洪臣入主，显系为避免一二把手之间的无端掣肘。而提前解聘6中层以及空降5中层的事实，在逻辑上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韦迪新政需要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而6名旧时代的中层无论有事无事，都已然不能担此重任，至少不能取得韦迪的信任。

　　官场运行规则绝不是“下级服从上级”这么简单泛泛，于上级而言，感情管理和关系管理的功效胜过冰冷的命令，而于下级而言，感情听从和关系听从也是一条重要的潜规则。以曹景伟为代表的5个空降中层，或正处平调或副处升半格而来，都跟韦迪有或者将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及关系。这将是政令畅通的重要保障。

　　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隐秘主题，我想它应该是这样的：

　　韦迪对上面有非常硬性的承诺，而他的前提条件就是自己拥有“组阁权”，重要副手和中层由他选聘，对他负责，与他共进退。这倒是一个先进的管理模式。

　　如果能将韦迪的承诺细化、量化并公之于众，由球迷监督，并根据指标完成情况问责或行赏，这将是行政管理体制的一大突破。当然，这想法像是夏季的一帘春梦。

　　只要不是存心将足球作为人事更迭的倒霉祭品，变就是好事，至少能让我们看到一线生机。因为先前的旧班子，无论高层中层，除个别人外实在无可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