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4月13日体育专电（记者陈鹏）近日，《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各地及体育总局、教育部等直属机构。这个通知从6大方面提纲挈领，以20个具体措施为中国“后奥运时代”如何解决运动员的教育、保障两大燃煤之急指出了方向。

　　对比此前发出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中国体育开始踏上一条更契合文化强国、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全新发展之路。解决好运动员的教育和保障，无疑是中国体育拥抱未来的首要前提。

　　《通知》的背后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严酷现实：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只能去洗浴中心当搓澡工，技巧世界冠军刘菲退役6年一直难以就业，足球选手唐全顺退役后沦为赌徒，不少足球和篮球运动员屡次被俱乐部欠薪，一位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居然连汉语拼音都不会，一位亚洲冠军的学历仅是小学六年级……

　　中国专业（职业）运动员普遍面临教育、再就业的燃眉之急，不断闹出令人深思的笑话、悲剧或是黑色幽默。可以说，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的严重缺乏，正是日后退役就业的最大障碍。据悉在广东省，迄今积压下来、始终未能分配出去的退役运动员有500多人。用人单位也很头疼——应该将他们安排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他们能做些什么？

　　武汉体育学院社科院院长高雪峰曾经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无论是业余体校还是运动学校，中国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教育与训练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但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把后者作为首选。如体校，每周至少应该安排10至12学时的文化课，但因为训练任务重，比赛压力大，基本达不到这一最低的要求。由于文化学习常常被中断和耽搁，“绝大多数从事体育训练的青少年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始终在一个很低的文化水平上徘徊”。

　　专业体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转轨之后，全国约有42％的体校开始与普通学校合作，探索“体教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但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动力机制始终存在导向偏差，体校的指挥棒绝对不是文化课，而是比赛成绩。高雪峰在全国很多地方调研发现，体校的确在上午安排了半天的文化课，但清晨的大运动量“出操”，让学生们一上文化课就纷纷“补觉”。所谓体教结合始终是“两张皮”，运动队并不重视教育，教育系统也轻视体育，而后者直接导致了国民素质的严重下降。

　　毕业于昆明体育学校、现在昆明某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的丰永新坦承，当年在体育学校“玩命训练，上课睡觉，考试作弊，基本上就是体校生的生活现实”。当年他毕业时还能顺利找到工作，近年来随着就业竞争的加剧，从体校一毕业就端上稳定饭碗已不可想像，“要是放在今天，我这样连ＡＢＣ都念不全的中专生要找到教师的职业，简直是做梦”！

　　教育的短板、技能的缺乏、就业的艰难，带来的不仅是运动员群体沉重的社会性话题，更是一个与体育大国形象不符的尴尬现实。北京奥运会前，跳水名将郭晶晶的傲慢就一度让外媒对中国运动员的教育机制作出极其负面的评价。目前中国仅在体校受训的学生就达数十万人之多，一届奥运会乃至全运会也就少数人能够参加，大批量的退役运动员何去何从已经让人无力面对；很多“冠军”纷纷走入高校也很难解决就业问题，无非是挣一张文凭而已。《通知》渴望改变的现实是：体校的专业训练虽为中国体育昂然崛起于世界体坛居功至伟，但早就暴露出很多弊病，严重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青少年选手缺乏文化素养既妨碍他们在竞技领域向更高层次冲击，又会使更多的家长对“体育生”望而却步，造成体育人才的严重浪费和资源匮乏。

　　“进入后奥运时代，着手解决这些尖锐的矛盾已经刻不容缓，”昆明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张楚壮说。

　　张楚壮认为，锦标主义、金牌至上是造成中国运动员普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

　　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提出由体育大国向强国转变的战略已经在各类赛事、各个层面传递出强烈的信号，群众体育、全民健身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去年在山东举行的第十一届全运会就有意淡化了金牌榜而强调了积分，足球项目也增设了青少年组别，让更多的后备人才得到锻炼和展示的机会。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体育大会也准备把金银铜牌转变为一二三等奖，这无疑是在大力提倡体育的参与感。

　　《通知》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夯实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基础是规避未来就业风险、推动中国体育华丽转身的必然。《通知》从六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其中第一、二条掷地有声，规定并强调了体育训练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血肉联系，改革和完善了青少年的竞赛体系。更重要的是，《通知》明确了公办体育运动学校要积极吸纳当地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联办、共建和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运动员的文化教育质量，从而为公办体校的社会化之路扫清了障碍。与此前发展体育产业的通知精神一脉相承——有助于民间资本的进入，使体育迈向更加个人化的领域，提高人们介入体育教育的积极性并提升它的效率。

　　《通知》也对运动员的保障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如尚未将运动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范围的省（区、市），应确保当地运动员于2010年底之前参加当地工伤保险，完善运动员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要对再就业予以扶持补偿等，这也是首次涉及运动员群体的权益保护。张楚壮认为，此举“对很多没有保障的、积累了一身伤病而早早‘报废’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一个福音”。

　　更为深远的意义是，《通知》将鼓励各地就如何解决教育、保障这两大难题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进而拿出适宜的配套措施。当年于芬组建的“清华大学跳水队”也是体教结合的积极实验之一；2008年挂牌的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附属学校也是一例，它在全国各地率先打造了从小学、初中、中专、大专到本科一条龙培养模式，为解决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的“读训矛盾”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难”的后顾之忧。“可以预见，《通知》的下发将促使越来越多的类似学校涌现，市场的打开与视野的拓宽会紧随其后，体育事业和产业将趋于一个微妙的平衡，运动员的教育、权益和保障将成为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而不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张楚壮如此评价。

　　不过，《通知》仅仅传递了中央层面的姿态和决心，在基层执行的过程中，还可能遭遇难以想像的阻碍。

　　“现在最让人担心的还是锦标主义的阴魂不散”。昆明市体育中心副主任白涛认为，要在一朝一夕之间迅速扭转延续数十年的专业体制或举国体制形成的惯性思维显然并不现实。如果体制、机制不进行有力改革和大胆创新，运动员的教育、保障还是会沦为“纸上谈兵”。就拿去年十一运会来说，各代表团还是为奖牌、积分打得头破血流，丑态频出，很多项目也一再传出“内定”金牌、避让东道主等潜规则。究其原因，仍然是竞技成绩与地方官员政绩密切相关的体育发展思路没有改变。云南省体育局一位负责人最近在一次全省竞技体育会议上就振臂高喊：体育部门存在的理由就是金牌，没有金牌就没有体育，金牌乃是指导体育部门工作的唯一指标。

　　“体育的内涵何其广泛？仅仅为了金牌，那全民健身呢？群众体育呢？丰富多彩的孕育于各种民间体育活动和赛事中的体育文化呢？”张楚壮说，《通知》将大大促进运动员的教育与保障举措，但距国外体育发达国家那样，营造一个真切的体育、教育终生并进的环境还有相当的差距。如果不能根本扭转体育教育、竞技发展的思路与体制，改变奥运战略的至高地位，改变各地体育的衡量标准与考核体系，继《通知》之后拿出更加细致可行的办法；运动员为金牌而埋头训练的现状将会继续持续下去，体教之间的鸿沟还将拉大，转型再就业仍然无法落实。

　　“运动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教育、保障的极度缺失就像中国体育文化肌体上的一块丑陋的伤疤”。张楚壮表示，在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同时，人们将不仅把目光对准赛场上的争金夺银，还将关注场下欣喜的泪水、精彩的语言、优雅的风度和对体育竞技参与性更为深刻的理解认知；而这些恰恰是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站在文化的高度审视体育，才会让一些难解的困惑渐渐找到答案，也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体育为国民强身健体、塑造优秀人格、构建美好生活的深远意义。正如法国世界杯金牌教头雅凯所说的，球员面对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沮丧，那态度之中就能反映很多情况；是勇于承担责任，还是寻找借口推卸责任？从中不但能看出专业素质，还能看出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