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演了16遍的传统戏要出彩，换主角儿是一个现成的套路。第17届职业联赛开幕之际，陕西中建和朱广沪被赋予了即将上位的神圣使命，这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召唤一场中超的地理革命。

　　过去的16年，冠军的漂移隐含着中国足球的一个强大逻辑，京广线及其延长线(京哈和广深)构成了一道铁幕，将冠军悉数挡在东部。北京2009赛季的夺冠，为这条纵轴加上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标记。北京以北，9次冠军；北京(包括北京)以南，7次冠军。

　　北京以北是东北，东北核心是辽宁。辽宁人具有踢足球的强悍体质，而对这项运动的狂热，又是他们的公共气质。历史把辽宁打造成了中国国字号的人才库。国家队是否有足够的辽宁人，一度是足协领导揣测这支队伍前途的重要参数。但16年一个悲痛事实是，辽宁被职业化肢解。在其老巢沈阳，足球和经济发生了极其严重的错位。南下，或者北上，帮助各支队伍夺冠，成为辽宁人共同的宿命。而现在，这种倒霉的趋势，又蔓延到了比沈阳更加重要的大连。

　　在习惯于数字修辞的行政系统，不难意识到曾“8/16”次夺冠的足球城面临摧毁的巨大危险性，而已俨然“辽宁帮”的国家足球行政机关，却对此浑然不觉。与其追求华而不实的校园足球，莫如将振兴辽宁足球上升为国家战略，就像经济上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一样。历史早已证明，辽宁人是足球领域最能为国担当的，只是现在这支辽宁队重归中超，依旧是职业俱乐部一个最粗陋的范本，绝不是辽宁足球重生的标记。

　　北京以南是东南。山东和上海，中国的经济强省和“经济首都”，足球俱乐部在“国家主义”和资本话语的双重拥抱下，催生了一系列的冠军。当申花的政府背景褪去，它就只能在朱骏家门口的泥塘里打滚。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职业化是如此地反感行政干预，而没有了行政的支持，职业足球就只剩深圳和辽宁队两个糟糕的样板。当今的所谓职业俱乐部，还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徘徊。显而易见的是，摆脱政府的强力支持，任何一家都不可能夺冠，除非历史回到2004年那样的乱世。同理，任何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所谓职业化，也不能自动诞生一支强有力的国家队。

　　西部诸强对“京广铁幕”的一轮轮冲击，构成了职业联赛史上一道悲壮的风景，四川全兴、云南红塔和陕西国力是这个谱系的先烈。当全兴被大河取代，红塔和国力自动归零后，孤独的重庆力帆也意兴阑珊。

　　今年，陕西中建超千万元的人才招募行动，显示了承担使命的雄心。这支源自上海的队伍，最初被认为跟八一、金德一样，具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性质。而八一的消失和金德的困顿说明，职业足球跟游牧投机格格不入，而是定居文明的一部分。当“上海中远”铁了心要为国力的亡灵招魂，它就接上了黄土高原的地气。更重要的是，这里越来越充满一支冠军队伍所必备的元素——绝对支持的政府＋出手阔绰的老板。

　　朱广沪个人的选择就是风向标。朱是深谙夺冠逻辑学的大师。他带国字号队伍的成绩虽然乏善可陈，但在“健力宝”和“朱家军”两彪人马的簇拥下已成为江湖大佬。这个身份具有无可比拟的号召力和威慑性，在”反赌扫黑“的背景下就尤其如此。再说，朱广沪虽然没有从英超借到进球的灵感，但铁桶阵的造诣还是很深的。夺冠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教练，像吴金贵像图拔像高洪波，都有明显的软肋，一招鲜就足够了。现在朱广沪绝口不提夺冠，这其实是他真正成熟的标志，一个教练要懂得控制周围的人的心理期待。

　　16年冠军尽归东部，让中超几近沦为“东超”，更让球迷的感官钝化。尽管我们深知，“京广铁幕”表象下是财富的磁吸效应，而区区一个戴家并不足以跟东部的群富们抗衡，但毕竟现在是一副改朝换代的迹象。

　　2010，朱广沪登基，西部建元，“国号”陕西中建。会吗？请朱指导给一个答案。(张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