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十条”的风波，在一个静悄悄的周末过后，稍有沉寂。虽然有交给大家重新讨论的可能，但类似改革方案的执行不用怀疑，中国足球似乎即将回复到举国体制的怀抱当中。

　　只是重新将国家队利益推到至高无上的境地，把职业联赛变成国字号系列队替补们的练习场，让球迷又一次面对面目全非的联赛，让俱乐部出资人和赞助商莫名其妙地应对变化莫测的投资环境，一切又都打着举国体制的旗号，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举动。这究竟是怎样的举国体制？

　　至少在中国体育现阶段，举国体制还没有消失的可能，因为奥运会、亚运会和全运会，因为从体育总局到各级体育局乃至文体局的政府职能部门仍然存在。不过和以往举国体制、金牌项目的体育模式不同，“韦十条”以举国体制之势，深度介入以市场为根本的职业联赛，这绝不是一些俱乐部代表所云“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较好结合”。

　　举国体制的绩效，并不是体现在推广普及这项运动上，更是生产金牌奖牌，完成过去那个历史时期举国体制所承担的使命。因此曾经的中国足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联赛，业余体校之外，没有真正的青少年足球推广，业余足球本身，完全是自生自灭的状态。而举国体制最终能将中国体育代表团推上奥运会金牌榜第一的位置，却无法改变中国足球积弱不振的事实，更不能逆转真正足球人口的逐年流失——这里的足球人口，不是指电视直播比赛的收视人群，而是真正定期参与足球运动、把足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和形态的人口。电视球迷，未必就是真正的球迷。

　　“韦十条”最有底气的理论依据，就是这看似无往不利，并且有着强大支持的举国体制。然而六十年来的举国体制，能赢得金牌，能提升民族自信心，却在足球这一项最需要群众基础的运动上一败涂地。“韦十条”错在起点。

　　(作者系体坛传媒高级副总裁、本报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