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曾爽报道 “我不怕别人叫我‘韦举国’。我的脑袋没有被驴踢过，我就是要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在公布了“三级国家队参加联赛”的构思之后，韦迪丝毫不忌讳别人对他“韦举国”的称呼，把“举国体制”这顶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加上上任以来的一系列言论，不难看出韦迪的一些思路。

　　在三水出席国字号教练员会的时候，韦迪首次提出足球也要搞举国体制的想法。当时，韦迪在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的时候提出：“中国足球国字号的水平不行，那就是训练水平太低，比赛太少。我们的体育是举国体制，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为什么我们不能发挥这个优势？”

　　所谓“举国体制”，无非是“集中力量去办事。”于是，动用中国足球的全部资源，以达到快速提高国字号水平的目的，在韦迪看来，有何不可？于是，在18日的联赛工作会议上，韦迪说：“有人说我的脑袋被驴踢了，但我没有拍脑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拿日韩来说，初始阶段，日本的J联赛要求所有俱乐部必须聘请巴西教练，韩国K联赛几年不搞升降级，这都是根据他们本国特点作出的决定。举国体制是中国特有的优势，要坚定不移地发挥，照搬欧洲五大联赛，行得通吗？”

　　“我不怕别人叫我‘韦举国’。举国体制是中国的优势，为何不用它来提高足球水平呢？这绝不是为了政绩，也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为长期发展探索路子。我没考虑2012年奥运会是否出线，只是在探索加快中国足球年轻人的培养方案，坚定地走下去，二三年之后，非职业化的青少年培养体系会看到成果。”这是韦迪在联赛会议上的总结性发言。自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时代以后，敢于在空开场合上表达“用举国体制来拯救中国足球的”，唯韦迪一人而已。

　　韦迪足协上任，本来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大乱之时上任，其压力可想而知。所以此时，韦迪敢于亮出自己“举国体制”的底牌，原因不外如是：一，这是他的一贯思维的自然反应。韦迪在举国体制下获得过巨大成功，迷恋“举国体制”不难理解，把这种方式照搬给中国足球便成应有之义。二，这是韦迪在认真办案，全力落实上级指示。对比几位前任，阎世铎和谢亚龙也都有韦迪类似经历，谢亚龙在田管中心的时候也有过拿得出手的成绩，不过两人从来不敢把“举国体制”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而韦迪勇气如此可嘉，不由得让人怀疑，韦迪高呼“举国”，这不过是冲锋在前的小兵呼声，而指挥这个小兵的，就是用“举国体制挽救中国足球”的总体思路———所以，韦迪会把这顶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得如此坚决，如此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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