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郑道锦 公兵

　　韦迪不是一个“赌徒”，这点毫无疑问。也许有人对他敢公开说喜欢“举国体制”和“国奥踢中超”的做法感到恐惧、排斥和疯狂，从而把他归结为又一个急功近利、胆大妄为的豪赌客，但是当他用逻辑清晰、合乎情理的语句将媒体关于国字号球队新组建方案的种种质疑一一化解时，你不得不承认，他对于自己设计的新提案有着充分的自信和理性的思考，他更像是一个睿智而又充满魄力的改革者。

　　在理论上韦迪主要突破了几个思维定式，首先，他认为不能照搬西方职业化的模式，不能说西方模式就是好的，因为中国足球各方面的具体环境和西方都不一样，应该为了提高足球水平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尽快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其次，他认为在中国职业联赛和国字号球队之间的平衡上，可以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其实足球领域的举国体制和职业化都是对各种资源进行配置的方法，在现有职业化模式让许多国字号球员无法得到提高水平机会的情况下，举国体制的优势可以充分调动闲置资源，让在各俱乐部打不上主力的各级国家队适龄球员多打比赛，提高水平，为此他还特别以日本、韩国职业联赛中都有相当的“举国体制”痕迹为例，证明举国体制有其合理性。

　　第三，他强调各级国家队必须要统一技战术风格，而这就需要国奥队、国青队、国少队能有完整的队伍和多在一起打比赛的机会，不能各自为战，风格混乱；最后，他既否定了“政绩足球”和“出线足球”，又强调不能任由国字号球队水平下滑或长期停步不前，否则“排头兵”的萎靡会直接影响中国足球运动的大环境，球迷也将无法忍受。因此他强调不能“等、靠、要”，而是要积极探索出一条可以尽快提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在现实操作层面，韦迪的新方案在设计上也充分考虑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从而尽可能地避免了矛盾。

　　总之，这份构思精巧的新方案并不是为了豪赌奥运会或世界杯，它没有让国字号球队与俱乐部之间出现许多利益冲突，又具备了相当强的灵活性，各级国字号球队的人员构成也将根据具体情况调整。

　　尽管韦迪精心推出的新方案能否获得通过和效果如何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不过对于死水一潭的、充满了原始和迂腐气味的中国足球来说，正需要这样风格的领导者来冲击出别样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