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国字号参加联赛”的方案甫一抛出，中国足坛震惊。事实上，1988年~1991年，中国队曾组织由徐根宝率领的国家二队(后称国奥队)参加甲A联赛。难怪外界批评韦迪此举是在用“举国体制”的方式逼使职业联赛向专业时代倒退。

　　事实上，“国字号球队”参加联赛的直接动因，就是中国目前的比赛平台太少，导致大量球员无球可踢。君不见，综观欧洲足坛，与中国足球眼下相似的矛盾同样存在。不过，欧洲有完善而系统的比赛平台解决“国字号球员”比赛数量不足的问题。比如，英国的俱乐部除了参加职业联赛，还要参加预备队联赛，还有从U-20到U-17的联赛。但中国足球呢？俱乐部连一线队的事情都还没有完善，根本顾不上建立完整的预备队和梯队联赛系统。由中国足协每年组织的俱乐部“U系列比赛”，都是采取短时间的赛会制，每队真正能参加的比赛场数极为有限。

　　韦迪称他是得到了多达23家俱乐部的肯定反馈之后才作出决定的，并自信各俱乐部最终会通过他的提议。但从记者于本次香河会议上打探到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俱乐部对韦迪提案的公平性与可操作性表示了质疑。一旦举行公投，韦迪提案能否获得2/3以上票数的通过还很难说。

　　“举国体制”之于中国足球，其实并非洪水猛兽，但如果强硬嫁接于职业联赛的平台，那必然会违背职业联赛的规律性，结果肯定是得不偿失。再者，哪怕最终各俱乐部都赞同了韦迪的方案，受惠者依然只囿于百十来号人，“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仍仅仅局限于“塔尖”工程上。

　　笔者以为，“国字号”水平的真正提高当建立在“塔基”上，绝无捷径可图。与其把精力放在强推“国字号参加联赛”，还不如让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强势配合各俱乐部，一方面尽快建立起全国性或区域性的预备队联赛和青年联赛，另一方面把目前如火如荼的“校园足球”作为职业足球的强大后盾，并把“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体现在切实解决球员的就业出路问题上。

　　韦迪，请别误读了“举国体制”！

　　(张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