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队参加联赛，本是中国数十年的国情。北京、天津队前身，原本就是去匈牙利留学的国家红队，与未去匈牙利的国家队成员组成的白队，50年代联赛中的北京队就是国家队，必须保证首都最优秀的成分。60年代国家队也曾以“中央体院队”名义打过联赛。文革期间，国家队与八一队都曾“计分不计名”过，1984年国家二队也打过联赛(中途退出)，再往后，便是徐根宝执教的国二、国奥参加甲A。执掌水军期间号召“非常规突破”的韦迪此举，显然是试图回头从“祖制”中寻找出路。

　　国家级球队打联赛，一则是因为按照贺龙老总“国内练兵，一致对外”思路，国内联赛始终只是手段，终极目的仍是外战上出成绩。二则是因为专业时代比赛数量不多，长期集训的国家队缺乏练兵机会，国脚状态容易“生锈”(徐根宝8队甲A时代全年拢共才14场)，因而有国家队参加联赛的呼声。

　　但国家队打联赛，无法回避几个先天矛盾。中国足球人才本来就不多，各队被国家队、国二、国青层层抽丁，实在是抽苦了、抽穷了、抽怕了。1983年高丰文中青队首次参加世青赛，表现不错，也有保留全队的呼声，结果八一队开着吉普车到会场将贾秀全拉走。1997年健力宝被迫解散，恰恰因为主事者无法面对各地方理直气壮索取自己苗子的压力。况且，被抽人后影响球队战绩，触及各地方队的切身利益。于是足协又出台“送1国脚加1分”政策，但按下葫芦又起了瓢——像辽宁这种足球大省，抽走五六人也不影响十连冠，反而加速了新人的培养成长，根本不在乎这五六分。而陕西队围绕着王宝山一人打防反，抽王宝山一人则全队垮掉，送它1分也无济于事。

　　从韦迪的“祖制新政”看，显然他精研专业时代的各种弊端，此番有备而来。“计分不计名”老规矩和“比赛收入归俱乐部”，照顾了输送者利益。“只踢客场”也易令人接受，反正国家级球队主场遍全国，倒是“统一战术风格”值得商榷，毕竟国奥国青成员，可塑性较大，不必非要套在同一个模子里。比较难界定的是“不抽调主力”，一则主力并无严格定义，二则主力意味着俱乐部最优秀成员，而国家级球队集中一国精英，天经地义。若是各俱乐部替补组成国家队，那还叫什么国家队？

　　此份“恢复祖制”的倒退纲要，必定会使韦掌门面临空前的社会压力。但中国足球沉疴难愈，既然各种“改革新政”也从来没救活过，走回头路也并非就十恶不赦。健力宝的失败一直被当作“整队集训”的反面例子，但问题是那支健力宝并没有坚持下去，结果原本是该年龄段最优秀的苗子分散到各队后，迅速被中国足球这个大染缸同化，正如谢育新从荷兰归来，变得不会踢球，必须重新适应中国足球一样。若是当初王俊生有韦迪这个胆子，将健力宝留到了底，谁知道是个什么结果？

　　(梁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