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评述 2009年年底中国足坛刮起扫黑风暴；2010年1月22日，韦迪在崔大林的支持下走向前台；2月26日中超联赛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韦迪高调宣布中超委员会的决议就是最终决议，中超的事情俱乐部说了算；3月14日，韦迪在三水确认了国奥队可能参加中甲。

　　这一系列事件，尤其是放权给俱乐部和突然抛出国奥参加中甲的做法，让整个足球圈为之愕然：前者无疑是推进足球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发展，后者则是毫无疑问地重拾“举国体制”，两种思路是对立的。

　　这样的矛盾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因此引发的中国足球圈与崔大林韦迪为首的官员们的博弈，是独幕剧还是连续剧？在这场轩然大波面前，需要思考的显然不止这一决策的荒诞那么简单。

　　这个现象的大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都经历着同样节奏的矛盾冲突。

　　让国奥队打中超，是14日韦迪透露给媒体的。其决策来源，目前已经直指崔大林，这位以举国体制而闻名的铁腕人物，韦迪更像是前台的执行人。这一思路，和被证明了失败的暂停升降级、胎死腹中的南北分区如出一辙，它具有了鲜明的举国体制特色，具有了鲜明的奥运战略———重金牌和竞技成绩。

　　前一个举国体制措施已经失败并且贻害无穷，后一个举国体质思路被齐声喊打而胎死腹中，为什么这样的思路仍旧会以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形式摇身一变再次走上前台呢？这到底是中国足球的特色还是中国特色？我们不妨先离开中国足球看一看中国经济改革。

　　1988年的通货膨胀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陷入了困境，也引发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新一轮争论。这样的困境在4年之后的1992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才被打破。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同样出现了极大的争论，最终以朱镕基力推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

　　然而时至今日，经济改革的道路仍旧存在极大的争论，甚至在经济学家中都形成了鲜明的派别。和这种争论相适应的是，在最近一两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国进民退现象，以央企为代表的国企成为了影响中国的重要力量，央企从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等国家经济命脉行业不断重拳出击，这尤其体现在房地产行业。与此相适应的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出现恶化趋势，中国经济的活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经济改革尚且如此步履维艰，更何况中国足球了。要知道中国足球职业化不过十几年，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32年。

　　“反赌风暴”席卷下，业内人卑微求生的心态，让官员们巧借东风。

　　从暂停升降级到南北分区，每一次都骂声如潮，俱乐部亦不惜身先士卒。但在17日下午，记者把国奥队参加中甲的问题抛给鲁能常务副总韩公政时，韩公政笑而不答：“明天去开会就讨论这个事情了。”一开始记者以为韩公政是因为目前鲁能卷入的事情颇多而不愿多言，随后了解到，在大连、在上海、在成都等多个地方，各俱乐部也基本上不愿意明确表态。

　　这样的谨慎，无疑清晰地表明崔大林和韦迪的这个思路很可能在俱乐部层面上不会受到阻碍。而这，自然和正在进行的扫黑反赌风暴密切相关，如今各俱乐部已经自顾不暇，甚至是惊弓之鸟，即便肚子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这个时候，谁还敢来反对领导的意志呢？这一个东风，崔大林和韦迪借得恰到好处。

　　长远看来，举国体制和市场化长久共存，此消彼长

　　正如中国经济发展中多种思路一直共存共生并且相呼相应，你进我退一样，中国足球的发展在短期内也注定会在这种市场化职业化和举国体制的相互妥协中前进。

　　必须要注意的这个背景是：就在国奥打中甲抛出之前不到一个月，中超联赛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参加球队数、升降级安排等。就在这次会议上，韦迪高调宣布会议决定就是最终的决定，中超的事情各俱乐部说了算。韦迪的表态清晰地表明，即便在中国足球领导人的心中举国体制是最优的选择，他们仍旧不会去否定职业化，正如中国经济领域百花齐放，但却无一人敢旗帜鲜明地反对改革开放一样。

　　而在方案的选择上，崔大林和韦迪也一直在妥协：实际上，从锻炼效果来看，中超的锻炼价值远远超出中甲联赛，而国奥队打中超，实力上相差也不大。然而，中国足协却没有抛出国奥打中超的举措，这是一种明显的妥协。

　　此外，在这个说法出台之后，面对一片激烈的反对声，韦迪又表示打中甲的国奥队员不会包括各球队的主力队员，并且表示方案还没有完全确定。这同样是举国体制面对职业体制的妥协。

　　就目前来看，如果国奥队参加中甲成立，随后必然会有更多的“举国体制”思路出现，这几乎是不用思考都可以预见的事情，诸如南北分区之类的举措甚至可能应运而生。这一次仍旧强烈的媒体和球迷反对声，无疑会让崔大林、韦迪等足球领导人有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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