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宇

　　韦主任发话了，要求所有存在问题的足协官员必须在3月21日前交待问题，否则就会遭遇“抗拒从严”的惩罚。可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多少人主动申请“坦白从宽”。对于这种现象，其实可以在经济学理论中找到答案。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曾做过这样两组实验：在100%获得500美元和50%获得1000美元之间，有84%的人选择了相对稳健的前者；但是在100%损失500美元和50%损失1000美元之间，却有70%的人宁可冒险选择后者。卡尼曼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其核心内容有三：大多数人在面临收益时倾向于规避风险；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倾向于偏爱风险；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

　　虽然这个理论来自于经济学，但也反映了人们在面临其他选择时的一种常见心态。对于大多数犯罪分子来说，逃脱制裁的诱惑永远要比减轻罪罚大得多，即便前者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在足球圈内，这种心态恐怕会比其他地方来得更为强烈，原因是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叫做龚建平的悲情人物。

　　还记得2001年那次闹得轰轰烈烈的假球事件吗？当时在宋卫平、李书福等老板主动揭黑的情况下，所有受贿裁判中只有龚建平一人选择了退赃，结果锒铛入狱的也就只是他一个人，并且最终在牢狱生涯中黯然离世。即便其他裁判如今也许会受到迟来的审判，但他们毕竟比龚建平多逍遥了很多年，也多活了很多年。至于当初毫不讳言自身行贿行径的那些老板们，更是丝毫没有受到法律的惩处，个人在富豪榜上的排名倒是不断攀升。整个事件下来，龚建平不仅是最倒霉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名受害者。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韦主任公布坦白自首的截止期限时，肯定会有很多人想起了龚建平的遭遇，进而选择继续保持沉默。由此可见，如果打黑打得不彻底或者是半途而废，其带来的负面效果甚至有可能比不打黑来得更严重。出尔反尔的表现，只会将进一步加剧那些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

　　因此无论足协还是司法部门，希望能在龚建平的遭遇上面吸取教训，真正实现他们对于“从宽”和“从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