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由于工作关系，与南勇、杨一民、张建强、范广鸣4人打交道已久。

　　“多面”杨一民

　　最早结识的是杨一民，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还在北京体院足球教研室当老师时。后来他当了施拉普纳的助手——更多的是科研教练的角色，然后调到足协直至当上领导，联系就更多了。有人分析杨一民有“五面”——助理教练、业务全才、专业领导、中超公司董事长、博士生导师。

　　“能人”张建强

　　认识张建强是在90年代初，当时他在竞赛部。他的业务能力强是足协内部公认的，尤其是竞赛组织能力。张建强曾是足协联赛部主任的候选人之一，但最终还是担任女子足球部主任。要不是公安部门提到他“原裁判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很多人已经忘了，这已是10年前他的职务了。

　　“多舛”范广鸣

　　不修边幅的范广鸣是足协里最不像官员的。1992年调到足协工作后，让人最先记住的是他那一口沈阳话。他是目前足协里不多的在踢球生涯中达到较高水平的官员，当年辽宁队的主力前锋，曾入选过国青队。最让人唏嘘的是他遭遇的不幸：夫人身患癌症；7年前正上初中、唯一的儿子得了血液病，多方求治甚至换了骨髓后，仍然没能挽留住生命。

　　“强势”南勇

　　1997年“十强赛”期间，南勇从原国家体委人事司的处长的位置平调到足协。平时见面，他很和蔼，总面带笑容，但认识不久，便感觉他有着与其年龄（1962年出生）——不太相符的很深的城府。1998年中国足协调查“隋波事件”期间，南勇曾对着电视镜头接连说了18个“这个”，播出后一时引为笑谈，但过后不久，记者参加过一次足协内部会议，他质问下属的语气、布置任务的强势，印象深刻。

　　昔日风光无比，如今阶下囚，如此巨大错位源自何处？

　　是自身的放纵，是底线的失落，是法律意识的缺失，是身处独特地位后对诱惑的投降。作为分别居于正局、副局、正处级别的官员，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在放纵、失落、缺失、投降之后，加上足协内部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缺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恶行肆虐。

　　可恨，可悲，可叹，可惜。

　　驻京记者王亦君（本报北京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