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杨事发至今，各种传言不断，兴趣点更多都在追踪他们身在何方，甚至还有跳楼的报料，而我认为研究南、杨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怎样防止后人步其后尘，比追踪小道消息更重要。至今我仍在为那条“南、杨失踪”的消息震撼。因为南、杨留给我的个人印象，还真的很不错。相比之下，我对杨的认识更多一些。

　　那是1992年春天，中国足协牵手上海大众请来德国教练施拉普纳担任中国国足主教练。那天在国家体委训练局足球场上，施拉普纳主持第一堂训练课，那个著名的“豹子精神”就是这堂课上喊出来的。我留意到有一个戴眼镜的瘦弱书生，拿着笔记本站在场边一声不吭地记录。后来知道他叫杨一民，北京体院的研究生，是当时国家体委主任介绍过来专门记录老纳施教的方式，以备今后中国教练总结学习。

　　自此杨一民一直跟随着中国队担任场边文案工作，直到这届国家队结束。杨一民一直以学生的姿态待人，未言先笑，我对他的好印象就是从这开始。之后杨一民仕途顺利，一直做到足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但和善为人的风格一直没变。2005年他带国家队去韩国、澳门打东亚四强赛和东亚运动会。每回中国队比赛完，主教练朱广沪回房观看录像时，杨一民也会一旁作陪，时而插上一两句评点。老朱说，杨一民从不干涉他的工作，很少找他们开会。

　　2007年女足世界杯在中国举行，杨一民担任中国队的团长。看得出他和队伍很融洽，每回比赛队伍上车前，他都要站在车门口，嘻嘻哈哈地与队员一一击掌。和多曼斯基也配合得很好，记得他曾经和我说过：“我不会干涉她的工作，最多提一些建议，但听不听是她的事。”女足世界杯赛后，杨一民被换岗了。有一次在电话里我问他：“为什么女足打得不错你却换岗呢？”他回答说：“人家(指谢亚龙)都提了，我能说什么呢？”给我的感觉是，杨头的组织观念很强。

　　与南勇相识是在米卢的国家队时。之前听到不少的关于他硬的一面，包括怎么收服狡猾的老江湖米卢。我们之间很少有交流，保持着淡淡的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但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收到南勇发来的贺年短信，看得出他为人还是很细腻的。

　　2006年中国队在欧洲拉练比赛，有一次在早餐桌上我和南勇聊了一个多小时，那是我认识他以来，我们之间最长的一次对话。那天他似乎很想说什么，最敏感的话题是为什么选阿里·汉而不是法国人特鲁西埃，记得也是他主动提起的：“特鲁西埃开口要100万美金，要自带团队，还只对最高领导负责，这一点我们无法接受……不能冒这个险”。对于为什么选择阿里·汉，他则没说什么。

　　南勇带队的风格与杨一民相反，场下抓得很紧，经常组织教练组开会，并且总是要开到第二天凌晨。有一次国家队在苏州比赛。赛前训练结束的晚餐后他组织教练开会，到凌晨两点还没讲完，大家都困得受不了了。后来老朱也“忍无可忍”，索兴摊开图板，详细地把第二天的用兵布阵详详细细说开，“大家都别睡了……”老朱告诉我。会议开到凌晨3点多。

　　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得出，南、杨工作方式差异很大，但留给外界的印象都是很努力地想做好。但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把他们引向歧路。这是个什么力量？这是一种不被监督，不容质疑，无可阻止的行政权力，可以让坐在这些位置上的人飘飘然不知天下，从一个个理想青年和单纯学生，一直走进深渊。只不过是犯了众怒的中国足球，没有那么多耀眼的金牌庇佑罢了！

　　写下这篇文章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比起人的自觉性来说，有制约的制度更可靠。只有好的制度，才能制约住人性中存在的“恶”。南、杨的事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葛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