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扬体坛

　　南勇和杨一民“进去”了，他们是目前足球反赌扫黑风暴中涉案级别最高的官员。人们自然会猜想，还会有更高级别的官员吗？如今，“总局更高级别官员已经被公安机关盯上”、“足坛扫黑开始抓大放小”的消息不仅在坊间流传，而且已见诸媒体，见分晓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诚如白岩松所说，中国足球反赌扫黑“不仅会一查到底，而且会一查到顶”。从他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反赌扫黑远未到此为止。那么，换了人就能让中国足球止跌反弹吗？

　　“下一个是谁”很重要吗

　　从王珀、尤可为直至南勇、杨一民，足球反赌的力度越来越大。当初公众还曾担心会不会“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忧虑已经不必再有。更让公众舆论关注的是，“下一个是谁”？比南、杨更高的高官？能高到什么层次？会不会是个显赫甚至令人景仰的名字？公众的兴奋劲一再被撩拨，以至于记者一天内被同事问了不下十次：“你知道那个高官是谁吗？”

　　毫无疑问，这是近期最热的社会话题。高官被牵出固然可以说明反腐的力度和决心，可这不是反赌的全部。如果反腐工作的成效仅以此为衡量标准，那么当年有刘青山张子善，后有成克杰们，体育系统的“鱼”再大，只怕与之相比量级也有限。毕竟足球反赌不是连续剧，不是侦探片，如果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此，只怕忽略了反赌的真正意义。

　　反赌为什么？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惩戒几个操纵比赛借机赌球渔利的宵小，也不仅仅是牵出几个涉嫌商业贿赂的高官。反赌是希望为中国足球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中国足球已经搞职业联赛有十几个年头了，与欧美联赛对照起来只学了皮毛，而核心的体制、责权利问题则始终没有涉及，与之相比，“下一个是谁”其实并没那么重要。

　　谁能保证韦迪不倒下

　　绝不是笔者诅咒刚刚履新的足管中心主任，更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与笔者有一样想法的人可不在少数。

　　不错，韦迪能力强、品行好，过往履历有足够的说服力，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应该相信临危受命的韦迪。但是别忘了，他的前任当初也都深受好评：阎世铎有魄力，谢亚龙人缘好，南勇内行……中国足球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旋涡，谁处在这个中心，都有可能被卷进去，甚至无影无踪。

　　当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当然不。

　　也曾雄心勃勃要做出一番事业的南勇“变质”，只怕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品质。南勇的身份是什么？足管中心主任，政府公务员；足协专职副主席，民间组织负责人；中超公司董事长，企业法人……赞助商来谈判了，中国足球掌门人就拿着中超公司董事长和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名片，表明自己是民间机构的身份；而仅以民间机构的身份压不住时，便另用一张名片——足管中心主任，商量不成就用行政命令……

　　在不久的将来，韦迪很可能也将身兼同样的数职。管的事情多，自然比较辛苦，可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足球产业直接和间接的效益每年几十亿！中国足球掌门人面对的是巨大的利益，更关键的是，在如此之大的权力和利益面前没有人监督！爱福克斯的先例说明，南勇凭借权力可以轻易让几千万的烂账消弭于无形。整个足坛说了算的只有一个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从这个角度来看，南勇出事并不意外，而人们对韦迪主任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韦迪值得信赖，但管理运营如果全赖掌门人的品行和定力，中国足球谈何健康发展？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后北京奥运时代中国体育如何转型、如何发展，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体育界要直接面对的问题。但人们没有想到，后北京奥运时代首先遭遇这样的尴尬。

　　反赌扫黑走到现在这一步，揪出哪个高官已经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公安部门反赌扫黑的同时，体育部门如何乘此良机理顺体制，特别是扫清中国体育市场化、职业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专业足球时期，我们虽然冲不出亚洲，但总是只差一步；可职业足球搞了这么多年，距离世界反而越来越远，如今更深陷假、赌、黑的泥潭。是职业化的问题吗？其实职业化本身没有问题，职业化不够彻底和规范、缺乏监督而行政力量又动辄介入才是大问题。

　　如果不把中国足球的问题研究清楚，学着足球搞职业联赛的篮球、乒乓球以及今年就要上马的羽毛球必然会遭遇同样问题，中国足球的今天可能就是它们的明天，这绝非危言耸听。

　　都说文体不分家，但如今我国在文化方面的立法已经远远走在体育前面。在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引导下，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已经逐步分轨发展。但时至今日，很多官员仍把体育产业看成是体育系统的一亩三分地，应该由市场调节的联赛等环节习惯于用行政力量介入，这已经被很多行业和领域的经验证明不可行，让南勇最终出事的，不就是这样没有外界监管又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机制？该让给市场的就让市场放手去搞。《圣经》里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放在当下体坛，就是说各项目管理中心作为政府机构应该制定规范而不是参与管理、经营乃至和俱乐部这样的市场主体争利，需要吸取教训的岂止一个足管中心？

　　因而，理顺体制，首先还得进行一场思想解放。只有理顺了机制，才能让浑水摸鱼的王珀、尤可为们没有生存的空间，才能在制度上堵住再出第二个、第三个南勇的可能，那么足坛反赌才真正有了建设性的价值和意义。 

　　本报记者  林华维  孙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