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天下第一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因五项罪名被依法逮捕，4个月后，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与此同时，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农民企业家，浙江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奋笔写下《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一文，然后闭门三日不出。

　　一个行业或一个领域内的巨大成就感，往往会使掌握规则的人迅速地私欲膨胀。中国足球是一个很大的圈子，因为其极高的社会关注度；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不大的领域，从行政级别而言，不过就是一个正局级的机构。大邱庄算是个什么级别？但禹作敏带头的大邱庄，又曾经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潮中掀起过多大的风浪？小圈子在玩大游戏，其实更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头已经顶到天了，可这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股脑地塌下来。

　　上周四，在央视《东方时空》的连线对话中，我毫不掩饰自己对南勇一事的失落之情。任何人都有权利评价“这是好事，把根子都揪出来了，中国足球也就从此干净了”，但我们不可能这么纯粹。我们中的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浸淫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当初吸引我们的绝不是这个行业够黑，就像我们所供职的这份报纸，与中国足球的假、丑、黑恶斗了十数年，完全是因为对这个行业最深厚的感情和最起码的责任感，在支撑着我们。但是，当所有人都应该为斗争的结果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在面对着一架早就被蛀空的风车。

　　当初，鲁冠球一直用“政府可能会投鼠忌器”来安慰他的“禹大哥”，相信在闭门不出的三天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幼稚。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从来就不会对那些危及社会秩序和制造行业混乱的人手下留情，万科的王石在一次房地产业的论坛上，曾经阅尽沧桑地说了一句话：“我现在终于明白在中国怎么做生意了。”此语无比深刻，我想，直到今天，中国足球界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他终于明白在中国应该怎么玩足球了。

　　从8·25专案组成立到南勇被抓，不到五个月，从南勇被抓到韦迪上任，不过一周。一切，就像被高压水龙冲洗过一样，夕照寺街那栋宽敞明亮的大楼，甚至都很难再找到过去的痕迹。中国足球的全部污点和罪恶，是被指尖弹掉的烟灰，是被抹布擦掉的饭粒。国家机器第一次威加此间，便如万钧雷霆，势不可当，但是，为什么我们偏偏就找不到拍手称快的冲动？偏偏就忍不住要问一句：“既然如此顺手拈来，又何必要看着这朵恶之花，这么多年来无人问津地蓬蓬勃勃地生长？”

　　南勇不是坏人，甚至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一个速滑运动员，13年前35岁时便身居副局级要职，必得能力超群、目光如炬、人情练达、世事通融。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会出现经济问题。一种是太想赚钱的人，一种是太想做事的人，我坚持认为，南勇属于后者。以他的阅历和智慧，当初从人事司转而足管中心，一定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看清这个行业广泛遵守的潜规则。剩下的事情就取决于他在这个位置上的态度，阎世铎和谢亚龙，抱定凭一届任期，完成一项任务指标以求升迁的目的，所以对潜规则的泛滥不闻不问，即便是民怨沸腾时，也不过是“骗”出一个龚建平来息事宁人。但南勇却偏偏走火入魔，动起了“振兴足球”的念头，于是，他必须面对两个选择，一是彻底涤荡潜规则，二是融入其中，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控制者。不幸的是，南勇再次选择了后者。现实告诉我们，与行业规则的“零距离”，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更高速的效率，十年时间，南勇成了“带头大哥”，却也成了那只离火最近的飞蛾。现在看来，阎、谢二人壮志未酬，是水平问题，而南勇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却实实在在是方向问题。

　　中国体育之于中国社会，从来都是远离意识形态，可轻可重，根本上是一个以供展示的橱窗。而中国足球之于中国体育，却是一只必须藏起来的臭袜子。长期边缘化的结果，是一种可怕的放任，如果说阎、谢的前车之鉴，使所有曾经期望借机上位的人都从此望而却步，那么，南、杨的折戟沉沙，却很可能使所有对这个行业还有幻想的人，从此噤若寒蝉。放任，从来不是罪恶衍生的逻辑，但放任，却必须成为罪恶之后的反思。

　　56岁的韦迪，注定会在大乱之后完成平稳过渡，60岁的崔大林，注定会更加自如地把足球置于自己最擅长的“举国”大旗之下。我们不关心他们的专业水平，我们只关心他们的方向和路线，足球终于可以“举国平安”了，这将是一次最符合国情的“国进民退”，但是，“举国”之下，中国足球这个永远都不可能对奥运金牌有贡献的项目，还能不能去追逐那个从来没有理解过的市场？“平安”之中，中国足球又还能有几分活力？ (刘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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