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快跑

　　文/麦卡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娜拉女士在一系列遭遇后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身份，毅然出走。后来，她的经历为胡适所推崇，进而成为了“五四”前后青年自我觉醒的催化剂。但是，到了1923年，爱发问的鲁迅在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她的出走意味着革旧，但是否迎新、如何迎新，却没有方向。所以，鲁迅当时预测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短短数天之内，中国足球也上演了这样一出“娜拉快跑”。当南勇、杨一民等足协头脑被传讯，当司法机关第一次深入中国足球的肌体核心，当体育法第31条“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无法再“保护”中国足协，人们一度以为，有关部门真的痛下决心，中国足球这一次将面临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南勇走了，韦迪来了。娜拉出走了，娜拉又回来了，又或者，娜拉迄今尚未跑掉过。现在评价韦迪本人，没有根据更没有意义，但韦迪迅速被正式认命却足以证明，这次风暴，无论多少人进去，中国足球很可能最多也就蜕一层皮。

　　我很佩服领导的工作效率，那么快就找好了南勇的接班人——即便按传说中的那样，这个结果是在南勇进去前就出来的。韦迪被认命的过程决定了他的职责，更决定了他的权限。显然，临危受命的韦迪能做到“危地马拉”就不错了——他的任务是来中国足坛稳定局势，至于打开新局面？对不起，这个真没有。

　　原因很简单，这个急吼吼的认命展现了中国足球上峰对整个事件的定义：人有问题，足球体制没问题。把责任归咎于南勇和杨一民，固然不算冤枉了他们，但若说中国足坛近十年来的怪现状都系出于他们，更不公平。试想，如果足协和中超公司不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他们何来如此巨大的权力寻租的空间？如果监督机制能够及早完善，他们何以逍遥多年而缺乏起码的敬畏和自省？如果有正常的绩效考核，他们焉能旱涝保收、利益均沾？而如果问责机制真的存在，举荐任命他们的上司又怎能高枕无忧？

　　这个时候不从制度规则上反躬自省，而只是追究个体责任，一味“以人为本”，注定治标难治本。严查南勇、杨一民，中国足球勇气可嘉，但论其效果，至多只是起到杀鸡儆猴的震慑疗法的作用，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变假赌和腐败滋生的外部环境。随着时间流逝，南勇的轨迹，还会有北勇、西勇和东勇去走。须知人若不能改变环境，环境就会改变人，十三年前初入足协干劲十足的南勇，又怎会料到今日？

　　中国足球换了头，却还没有换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