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杨一民、张建强等三名足协高官被传讯，有人调侃道，这是公安机关哀中国足球之不幸，怒中国足球之不争，挺身而出，帮助振兴中国足球来了。这终归是一句笑言。贪腐案件，公安机关可以查，足球的事情，还得足球人自己来办。

　　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大幕拉开算起，风风雨雨中，中国足球已经走过16年。16年里，中国足球一直裹病前行，1999年谜也似的“沈渝之战”、2001年臭名昭著的甲B五鼠案、2002年“抓小放大”的龚建平黑哨事件，还有其他各色病症，毒害着球迷的眼睛，足球的身心。球迷对中国足球的身体健康始终保持怀疑态度，然而足协作为有限，甚或无动于衷。从这次足协三名高官被抓来看，有限作为甚或毫不作为，自有其道理。

　　中国足协既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还是监督者、获益者。这同足球管理中心和足协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是一致的，既掌握着行政权、监督权，又参与市场运作，没有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很容易和金钱结合，产生的必然是贪腐的恶胎。在司法没有介入之前，违法官员们是获利者，当司法推进至此处，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同时应该得到一分悲悯，不能防恶的机制，会从反方向鼓励恶，纵容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如果不是他们，换了旁人，换了你我，今天可能同样在遭受被传讯的命运。毕竟，几千年来，包拯、海瑞就那么两个，没有好的制度作为保障，绝大部分人的官场操守都是靠不住的。

　　很容易推导出这样的命题，即在1992年红山口会议迎来中国足球的第一次改革之后，这次公安机关的反足球贪腐，水到渠成地将中国足球的第二次改革的契机，摆到了体育总局和足管中心的案头。而这一次需要解决的，正是导致足协高官“下水”的制度层面的问题。至于改革的要点，简单言之就是，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足球联赛的运营和管理，交给足球俱乐部，他们是市场竞争的绝对的和唯一的主体，他们的权与利不能再受侵犯。通过市场竞争自身的优胜劣汰机制，中国足球会自然而然地阔步前行。中国足协别再干吃力不讨好的事儿。

　　事实已经证明，抓住手中权力不放，产生的是腐败；那么不如放权，从而给中国足球这一带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以一片光明的天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二次改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劝告足协莫等闲，白了球迷的头。

　　□艾国永(本报体育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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