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勇和杨一民这两位中国足协副主席被“辽沈8·25专案组”带走调查，可以预见，中国足坛的扫赌反黑运动进入了一个小高潮。

　　公众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赌球事件中会涉及到不少球员、教练、俱乐部甚至足协的工作人员。但是对于中国足协的最高领导人被协助调查的消息，绝大多数人感到震撼。

　　2001年“甲B五鼠事件”以逮捕龚建平而草草收场，司法机构也没有进一步调查。但此次的扫赌反黑，估计将会牵出一大批围绕着赌球链条的利益相关者。我们最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足球会沦落到系统性赌球的境地？

　　我们必须将时间回溯到1992年中国足协的红山口会议。以改革为主题的红山口会议，选择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确立了中国足球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标志着专业足球时代向职业足球时代的转变。

　　足球的职业化，实际上就是足球的市场化。市场经济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市场中的参与者是有着独立利益诉求的主体。以前联赛的参与者是各个省市的专业运动队，但是自93年以后，俱乐部成为了联赛的参与者。职业联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足球的生态环境，足球运动从一个单纯由国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变成了各俱乐部的营利活动。也正是各个俱乐部有着独立的利益诉求，俱乐部才有了打好比赛的冲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获得更多的球迷的关注，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赞助商。

　　伴随着足球的市场化，相关的制度化建设——或者说是游戏规则——并没跟上。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联赛组织者的中国足球协会，并没明确自己在联赛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足球运动的管理者——因为它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合二为一，同时又是和联赛的获益方——职业联赛的绝大部分的商业活动都是由足协所属的福特宝公司负责开发。设想下，当一个机构既是游戏的参与者，同时还是游戏的裁判者的时候，你还能够指望该机构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公平公正吗？那些为了获得更多的赞助、想吸引更多球迷注意的俱乐部，当然会将足协作为寻租方，从而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在一个没有外部制约力量的封闭环境中，足协的相关工作人员也会满足于该种角色定位，从而攫取自己的私利。

　　当然，这并不是职业化后才出现的问题。只要是游戏的裁判者在获得了不受外部力量控制的权力之后，都会出现。只不过职业化后由于商业力量的驱使，使得裁判者们获得的收益更大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球员涉及打假球，俱乐部操纵裁判来控制比赛等丑闻。没有外部力量制约，专业化的竞技比赛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表现形式不太一样。在非市场化情况下，这种黑幕往往表现为领导打电话和批条子，但在市场经济下，这些就直接以金钱来表现。而在权力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则是又打电话又捞金钱，权力和金钱高度紧密结合，自然形成足球的系统性、集体性腐败。

　　因此，在扫赌反黑结束之后，我们应当做的是给职业联赛这个游戏制定一个公平的竞赛规则，理清足协和俱乐部，裁判和球队，教练和球员之间的利益链条，通过各种机制——既包括行业的内部自律，让足球俱乐部以协会形式建构联赛方式。主管的足协权力受限，让其“虚无化”。同时也包括外部的司法监督——控制各种利益输送。换言之，就是以法治化来促进联赛的市场化。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会变成裙带资本主义，同样，缺乏法治的职业联赛也只能是成为假赌横行的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