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评论员楼坚述评 1月17日，中国队在河内美定体育场以2比1战胜对手越南队，纷纷扰扰的亚洲杯预选小组赛至此终于是有惊无险结束了。在这里，我不想过度关注中国队的比赛结果，我感兴趣的只是此役赛前发生的一段小公案：在抵达越南当天，主教练高洪波拒绝接受等候许久的越南记者的采访。

　　其实，按国际惯例，这样的场边采访本不在官方安排范畴内，高洪波拒绝应属正常，顶多也就是一个外交礼貌或胸怀气度的问题。有意思的只是，中国队工作人员事后给出的原因，居然是“外界炒作他下课的事情，很让他(高)生气”。用一句网络流行用语来说，这就让我很想“弱弱地”反问一下：何谓炒作？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人类大部分的争吵，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语义之争。在炒作这个问题上，我们碰到的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定义之争：中国足协或者高洪波所认为的“过度炒作”，在媒体看来却可能是“正当批评”。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论理儿就很容易变成山大爷抬杠。

　　具体来说，究竟写了多少篇文章，才算是在炒作“高洪波下课”这事呢？是一篇两篇，还是十篇八篇？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标准，恐怕也有助于媒体悬崖勒马吧？比如说标准定在1个月内最多写12篇骂国家队的稿子，否则就算炒作“罪名成立”，那眼看着到月底相关评论已经是11篇了，咱就能及时刹车，下个月再继续说不是？

　　行文至此，才不得不感叹研究中国明史的作家黄仁宇多么通彻。早在他发表《万历十五年》的时代，黄先生就看透了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是“数目字管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我们之所以陷入一种永劫循环般的千年停滞，就是因为缺乏“数目字管理”。

　　在这种前现代社会，最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做法就是有意识地模糊化定义，尽量不要有数字化标准。以官府的立场，当你说这事儿“需要研究研究”，总比说这事儿“必须办”或者“不能办”来得安全。用算命界的行话来说，最好是朦朦胧胧两头堵，这样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都占着理儿。

　　对于对立面，你可以扣最大的帽子。比如说“反色情”，这个题目你总没法反对吧？可问题是这个“色情”曾无明确的定义，全靠有司口含天宪。从这个角度看，下次谁再说中国足协不是政府机构，我就和谁急！因为万事不讨论是非，先给你扔一顶“炒作”的大帽子，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多么有官府气派啊！

　　为了免讨恶谥，媒体难免要暗自先琢磨一阵子：唉，究竟多少文章才算是太多了？其实，在这里还是帮中国足协和高洪波把话说白了吧。对于他们来说，也不能说全无数字化标准，他们的标准其实是“零”：最好不要“炒作”的意思，也就是批评的文章最好一篇都没有！

　　就算是平约旦、平叙利亚，也要以这样的基调写新闻报道和评论：“成绩是主流的，进步是巨大的，代价是必须的，失败是难免的。”如果媒体还能再连篇累牍夸赞高家军“愈挫愈勇、顽强转进、屡败屡战”，那文章再多也不会掉入“炒作”的泥潭了，高洪波或许还会像当年的曾国藩那样盛赞自己的师爷“刀笔如神”了。

　　可惜的是，媒体只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它折射的只是主人本身的美丑。像前述所说那种无论你脸上有多少雀斑，都说“天下只有主人你最美”的镜子，恐怕真的只在白雪公主她后娘手里出现过。媒体也当不了毛延寿，你若真的貌若昭君，“炒作”没法独自把你刻画成丑如无盐。

　　媒体有没有苛求的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一件事情不能只看可能的负面，不看已经存在的正面。人类的进步，往往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进程中才能前进。社会需要媒体作一个减压的安全阀，因为只有通过媒体反映出某些问题，才能避免整个社会走向秩序的恶性失范。正如陈冠中先生最近所说：“如果只有正面的反馈，没有负面的反馈，是非常糟糕的……是丧失纠正错误的能力。”

　　如果说这就变成了“炒作”，恐怕也只能希望这样的“炒作”更多一点。写到这里，想起我在写这篇评论之前，忘了问下值班编辑，这个月咱们“炒作”的定量究竟用完了没有？怕就怕，他会这么回答我：对他们来说，“一”就已经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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