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珀落网、范广鸣落网、尤可为落网、许宏涛落网....。.由最高层领导批示、公安部督办的足球反黑运动堪称冬天里的一把火，随着一个个大佬级人物被批捕或被传讯，整个中国职业足球的根基也发生了动摇。上述人士的职务分别是俱乐部总经理、董事长、球队领队和足协官员，由此可见，中国式假球的参与主体已经从一般的球员、教练和裁判“升级”为从足协到俱乐部的各级高管。

　　在世界足坛，中国职业足球从来就是一个另类或怪胎，像电视转播权、门票收入、球衣销售、球队和球星无形资产及球员转会等欧美职业联赛里最常规的足球市场开发项目，从来不是甲A(中超)的主营业务，但是从寻租变异为赌球，这一“转型”却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新情况。

　　在1990年代中期职业联赛勃兴时，中国足球经济的特征是寻租，其基本公式为足球市长+足球老板=寻租，即地方政府官员把热昏的足球当做城市“名片”，以提供税收优惠、市场准入、黄金地段土地或上市名额等为条件，吸引企业投资经营足球俱乐部。在此模式下，大连、上海、四川都出现了行政一把手加俱乐部总经理的“黄金组合”，分别制造了所在地区的足球狂热，也就此改变了中国足球的实力版图和游戏规则。

　　缺乏这类“黄金组合”，辽宁、广东等专业足球时代的足球重镇，在职业化大潮中被那些新贵“掏空”并边缘化。

　　北京则是另一种情况。接手北京队的中信国安集团和北京市政府关系并不密切，其“永远争第一”的口号也就一直停留在嘴上风暴阶段。直到2009赛季，北京市体育局以注资派人的方式强行介入俱乐部事务后，才16年来首夺冠。

　　大致到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随着足球热的逐渐退潮，足球不再是城市名片--至少不是最靓丽的名片，足球市长纷纷谢幕，足球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萧条。此时，受前几年大热的诱惑，寻租者仍在奋勇杀入，但寻租成本高企，寻租物的价值却在严重贬值，徐明、张海和徐泽宪等新玩家顿时成了“套中人”。陷入囚徒困境的投资人或投机家只得寻找突破口，在2004年联合发动了投资人“革命”，企图夺回被足协垄断的联赛经营管理权，但在体制的厚墙面前，这些一向很有本事的家伙也没辙了，不仅一无所获，还被阎世铎羞辱个灰头土脸。

　　既然正当的、合法的权益得不到保障，那就只能“黑吃黑”。从那时起，中国式假球赌球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从球员、教练的个人偷鸡行为升级到俱乐部法人的有组织犯罪。笔者亲自听闻，也就是在2004年所谓的投资人革命期间，一位参与“革命”的G7老板联手境外职业赌博集团，仅仅操作一场比赛就获利2000万元人民币。

　　“幸福”来得如此容易，既成本低廉又几乎没有风险，这些在商海闯荡时就不太有商业道德的所谓企业家迅速转变思路，从誓言打造百年俱乐部堕落为加紧捞快钱。而之前，这些大佬既不懂什么盘口、水位，也看不起那些宵小之徒。

　　在整个联赛经营层面，也是大致到2002年后，足球“好生意”玩完了。那一年，IMG、百事及西门子纷纷终结了与中国足球的商业合作，事实证明，这些跨国巨头断然止损的决策非常英明，接盘的福特宝公司和中超公司一直在亏本经营。

　　道理很简单，如果说那些俱乐部经营者还可以通过假球赌球捞黑钱的话，联赛经营者则无这类旁门左道可走，若不甘割肉走人，就只能死扛到底。那么除了寻租和赌球，足球联赛的好生意还有吗，又何日君再来？

　　欲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析，甲A(中超)怎么会走上非此即彼的绝路？实际上，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自始至终写满了一个“伪”字，足球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简单地说，俱乐部层面的构架和运作基本职业化了，但在管理层面，中国足协从来没有进行过哪怕只是形式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更遑论彻底改革，足协及其上级只是把职业联赛当做出线足球和金牌战略的“提款机”和“征兵站”。他们不是投资人，也没有得到投资人的授权，却凭借着行政力量把所有的权益--从市场经营开发权、竞赛规则制定权、纠纷仲裁权到收益分配权--都高度集中在政府手里。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如此背离的格局下，市场扭曲是必然的，矛盾冲突也是必然的。只是在早期，由于巨大的寻租空间和历史红利的存在，投资人可以罔顾合法权益的流失而专注于挖掘足球的寻租价值，两者还可相安无事。然而此时市场已经被误导、游戏规则已经被异化，一旦寻租空间被压缩和历史红利被吞噬得差不多时，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尽头，一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所以，伪职业化改革的原罪不去，足球好生意就难有，除了黑钱和投机。   

　　周文渊 作者系《体坛周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