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杨健

　　一位天性并不邪恶乃至纯良之辈，不幸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坏人，我们表达同情。

　　此等不幸的事第二次发生，如果我们还仅仅表达同情，而不去检视制度设计的漏洞。那么，第三位不幸者即将诞生。

　　公布中国足球的标准化答案：第一位不幸者叫龚建平，第二位不幸者叫范广鸣，第三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里找。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好人，也有可能成为坏人，两种可能平分秋色。这就是制度存在的逻辑依据。事实上，一个漏洞较少的制度要邪恶一些，它不是好人好事的热情粉丝，它更像一位不识趣的监考，防止好人在考场里出昏招，干出遗恨终身的蠢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广鸣错卷人生的不幸之源不是妻儿双双患上重病，而是身陷中国足球漏洞百出的考场。

　　看看漏洞在哪儿。当范广鸣家庭有难时，足协内部搞了自发捐款，但注意：此时，真正有效的帮困救助机制是缺位的；当范广鸣涉赌受贿时，足协内部猜测分析后竟“不再关注”了，注意：此时，对国家公务人员财产尤其是来源不明巨额财产的监督机制是缺位的；当范广鸣交零分答卷遭末位淘汰时，足协另一位被淘汰的同僚却最终留了下来，注意：此时，人事管理中的公平竞争机制还是缺位的。

　　在范广鸣的三个人生岔道口，足协完成了三次制度缺位。任由脱缰野马似的欲望，牵着他走向不归之路。此乃兼具国家机关和民间社团两张面孔的足协，对一位承受巨大压力的中年男人玩的变脸游戏。

　　同样作为中年男人，我要做沉思状了——好人为什么会变坏？自问自答，在你面对诱惑、企图作弊的时候，监考老师上厕所去了。

　　且算作监考老师的失职吧，或许他太相信考生的道德自律了。然而能“仰望繁星，审视内心”的圣徒毕竟是少数，足球圈里绝大多数人与范广鸣一样，会在大环境熏陶下“审时度势”一番的。假若制度不作为，难免会乘机乱作为一把。

　　不知道生活中的范广鸣是何模样，据说平素人缘不错，没准早上抹桌子会顺手替邻桌的隔夜茶给倒了，没准中午会抢着把饭卡塞给实习生一用，没准晚间下班还会帮老郎啊提提包。但都是没准的、两可之间的事。保准的是，即便是这样一位值得同情的邻家大哥，也会因制度层面的裂痕缝隙而误入歧途。不，是必入歧途。

　　终而行恶者，未必天生顽劣不堪。一个好人的堕落，向所有好人警示着人性嬗变的多种可能。如若中国足球的制度漏洞不加以修堵，那么“范广鸣之后”还会有新款的同义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