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篇文章主张“扫赌要用重典”，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首先，这是典型的“人治”大于“法治”的思维模式。对于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如果要处罚，我们都应该根据法律来进行，而不是因为目前舆论压力过大而采取其他的标准。其二，我认为对于打击赌球与假球，打击的准确度要比打击的力度更为重要：如果球员每次假球和赌球都会被抓住，其威慑力会更大。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制度，确保能够有效地堵住假与赌的路线。

　　其实，防假与赌的关键还是球员，因为无论是打假球还是赌球，最终都要通过场上球员来实现，只要能保证球员的干净，那么比赛就是干净的。与主张用“重典”不同，我认为要防止赌球与假球，使用行业条规也就是由体育部门来进行处罚会更为有效。其实，只要体育部门参照目前反兴奋剂的条例，将打假球和赌球等同于使用兴奋剂，一个完整的处罚方法就出来了：球员第一次参与打假球或赌球，禁赛两年；第二次，禁赛终身。如果俱乐部打假球，则处罚俱乐部，让球员自由转会。

　　当然，如何抓住球员参与打假球和赌球，这就需要公安部门出面了，我相信对于公安部门而言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防赌与反假应该是一次公安部门与体育部门的联手合作：公安部门取证，体育部门处罚；当然，如果是违反了其他法律条文的，则由法律来评判——罪与罚的相对等，这才符合现代法律的精神。

　　最后，扫赌打黑的目的应该明确：扫与打是净化环境，使得足球可以在中国健康地发展；因此，其着眼点应是治病救人，而不是用“重典”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