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安夺冠，申花第五，朱骏思退。

　　中超球队申花已退出三甲之列，中甲球队东亚冲超功亏一篑，另一支中甲球队中邦则勉强保级。尽管几支上海球队的成绩并不突出，但他们却一直是中国足坛的话题：朱骏投资经营的申花究竟何去何从？徐根宝卧薪尝胆打造的东亚路在何方？一个城市是否需要两支乃至三支球队？ 上海足球如何重振雄风？上海需要什么样的足球文化？

　　在中国职业足球走到第16个年头的时候，昔日一直“领先一步”的上海足球确实又站到了一个选择的三岔口上。从今天开始，本报将推出三篇系列文章，从上海足球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俱乐部运营模式，上海足球如何资源整合和形成合力以及如何营造新的海派足球文化三个方面做一些探讨，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独立运营：“一言堂”的弊端

　　朱骏经营申花三年，功过自有人评说，但他一直说自己有些冤枉。

　　朱骏确实有点冤，三年来不管怎么说，真金白银肯定砸下去，要说他对申花俱乐部的维持和运营没有一点贡献，肯定不客观。

　　但朱骏也为他自己的“一言堂”作风付出了代价。朱骏在自己的九城公司做一项决策时，或许还需要通过董事会共同讨论决定，但在申花俱乐部，他不需要。从买谁到卖谁，从让谁上场到把谁关掉，从指挥到披挂上阵，朱骏都是自己说了算。至于上海足球青少年梯队培养，申花的言行是否代表城市的形象，更不是他需要考虑的。

　　这或许和朱骏的性格有关，但这其实也是民营企业运营足球俱乐部所暴露出的共同弊病。有些房地产企业投资足球俱乐部是为了向当地政府要政策，要土地，而一旦连这种需求都不存在的话，那么民营企业往往会“割断”联系，脱离监管。在这样的情况下，俱乐部就好似一匹脱缰的野马，自由是自由了，但谁知道哪天会闯下什么祸。

　　政府参与：“两条腿”的启示

　　很多人从今年北京国安夺冠的背后，看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思路。

　　北京国安不是没有过教训。这家在16年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中从没降过级也没易过帜的俱乐部，累计投资的金额绝对可以在目前中超排进前五名，但“永远争第一”的口号却一度成了一个笑柄。

　　说今年年初的北京市体育局介入是国安本赛季夺冠的最大因素，也许很难服众，但大家都认同的是，政府部门的介入给国安俱乐部今后的发展带来了一幅相对清晰的远景规划，因为大家看重的不是北京市体育局带来参股的2000万元资金，而是他们“出人出钱出管理”的承诺。尤其是重点培养国安俱乐部青少年梯队的计划，让人眼前一亮。国安俱乐部近年来在转会市场的买卖球员上一直很不如意，很大程度上和他们自身的后备梯队跟不上有关，而这正是目前号称“市场化”的中国足球俱乐部所普遍存在的一块“短板”。

　　冷静思考：“上海特色”的期待

　　政府参与俱乐部管理的“双管齐下”模式究竟行不行？北京国安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崇尚海纳百川的上海，也可以有所作为。

　　以申花俱乐部为例。作为一个参与者，政府可以直接出资，或者通过国有控股企业出资入股。这笔资金可以是真金白银，也可以部分通过服务或保障来体现，比如利用现有的少体校和体工队模式，为俱乐部提供目前最需要的青训培养系统。作为一个监管者，政府有关部门也应参与到球队的管理和文化建设中去，明确主教练、总经理和俱乐部领导层的各自职权职责，规范球员的薪水发放和素质教育，塑造一个和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相称的俱乐部。此外，作为合作者，政府有关部门也可以利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得天独厚的优势，合理整合各种资源，为俱乐部提供包括贷款、赞助等多方面的方便，乃至国际足球交流的渠道（拥有政府背景的皇马俱乐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按照中国足球目前的发展情况，政府部门出面“扶一把”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在这一点上，一直强调“领先一步”的申花背靠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完全有条件创造出一种“上海特色”的足球俱乐部运营体制。如果成功，也可以推广成为“中国特色”。

本报记者 张玮 实习生 范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