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宏斌

　　“三国杀”紧张刺激，机关重重。但在我看来，倒没那么玄妙。至少，自进入游戏起，每个参与者都领到了象征各自身份的牌，各人的身份是明确的(自知之明)。按各自身份，演着各自角色，忠不会奸，奸不会忠。忠、奸、反贼，围着主子转，为着各自心里的算盘。

　　申花的人事，如“三国杀”般，玄机暗藏，机关算尽。不过，细一品，比这“三国杀”更难捉摸。进入申花的人，未曾领到“身份牌”。他今日是何角色，要盘算什么；明日是何角色，又将算计什么，连他自己都料想不到。于是，当主子把身边人都杀了，都不知道死于他刀下的，是忠是奸，是反贼还是盟友。

　　朱骏是戴着有色眼镜来到申花的——因为，在他先前搞足球的几年里，中国足球的诸多阴暗面，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于是，他必须也只能带着批判的、不信任的眼光。然而，朱骏的性格里有着另一种期待：用自己的魅力和手腕，感召或治服手下。建立信任和服从，击败怀疑和敌对，让自己安心看球、睡觉。但是，搞了几年，朱骏肯定发觉，他无法安心看球和睡觉。因为，怀疑总是表现得更强势，驱逐着日渐微弱的信任。于是，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他的警觉。

　　他不愿意敏感，但不得不更敏感；他不愿意过多防备，但不得不更加防备着身边人。他信任着很多人，但有时细一想，谁又是可信任者？

　　朱骏此次下放杜威，遭遇激烈反对声。立场不同，自然反应不一。站在朱骏的立场上，球队是他的。可以拿下的比赛却输了，而且的确可能存在一些微妙的因素。这时耳边响起振振有词的“杀杜威”，朱骏不喊“准奏”才怪。在鼓噪声中，朱骏重复看了录像，或许是越看越觉不对劲。于是，此时不再是怀疑，而是认定其罪行后的愤怒了。或许，连身边喊出“杀杜威”的，都没想到，这一喊，竟如此受用。如履薄冰的同时，还是会暗自窃喜一番。

　　类似杜威被下放的事件，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申花？申花以前那么多年历史，为何从没这样过？其他俱乐部，为何也不至于如此？难道其他俱乐部的老板都是傻瓜白痴？又难道，朱骏治下的申花球员，是全中国最混账、最难管的？

　　远不至于吧！用圈内很多人的话说：申花球员和外地很多球队的球员相比，属于比较乖、比较听话、比较不太犯事的了……那就怪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就下放一事来说，存在三种可能：第一，杜威或许真有点问题；第二，杜威的问题是被冤枉的；第三，杜威是被某些人撺掇起来打击和替罪了。

　　重点说说后两种可能。以前曾不止一次对朱骏说过：他治下的俱乐部，他的身边人，太喜欢搞。此话可有两解。一，一支团队如何，做头的有责任。若朱骏喜欢清净点、简单点，手下也不太敢逆着他的性子，总是冒出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和事情来；二，身边人各有各的想法、立场和算盘，而且，可能随时在变。于是，朱骏总是可以不断地听到不同的意见。但意见到底是否客观，是对是错，是带着私利还是为了集体，是打击报复还是出于公心，恐怕连朱骏自己也分得不清。要知道，为证明一个错误，是可以找到无数正确的借口的。

　　朱骏一直强调忠诚度。但是，相对于弱势的、被动的球员等群体来说，最核心的权力层必须首先具备忠诚度。忠诚不是献媚，不是搬弄是非、见风使舵。最大的忠诚，是与主子保持同样的目标。自己的利益得失，都能服从于大局、大方向。同时，能够做实事、解决真正问题。而不是盯着某些不利于大局、但可能投老板所好的事情大做文章。最终，做事的没几个，搞事的一大堆。内耗不断，且常常误入歧途。假若人人怀揣小算盘，即便喊着效忠的口号，申花这艘航船又怎会不跑偏？朱骏一直强调外人不了解情况。可是，在人事关系和个人利益高度捆绑、错综复杂的申花，看似最“当局者”的朱骏，有时，或许是离真相最遥远的“旁观者”……

　　所以，倒有点同情起朱骏来。他具备刘备的权力和身份，但他决定不了、并且看不清身边和手下的角色。“杀”一个被认定是“内奸”的杜威，最多给另一些人贴上“忠臣”的标签，同时震慑一下那些根本不可能兴风作浪的“平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