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基仁

　　十一运会迄今已爆出两例兴奋剂阳性事件，连不太见得到兴奋剂的靶场上也出现了β-阻断剂的踪影，足见高压之下，仍难断铤而走险者的贪欲。

　　丑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丑闻。本届赛事组委会及时公布两例兴奋剂阳性事件，不怕“自爆家丑”，非常值得肯定。

　　使用和查禁兴奋剂，是全球体育界一对恒久的矛盾和一道迄今也解不开的“哥德巴赫猜想”。用药者永远都有，无须过多沮丧和愤怒，更不能天真，下力气查就是了，然后是公布和处罚，犹如中国体育界反兴奋剂的“三严方针”。

　　但怎么个查法，还是挺有讲究的。反兴奋剂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受到法律、资金、伦理、技术、人权等各个层面的制约，全球查出来的“倒霉蛋”永远都只是“冰山一角”，十一运会想必也不会例外。

　　因此，反兴奋剂要“天网恢恢”，不仅要有决心、技术和资金，还要有更宽的思路。

　　在首例河南赛艇选手被查出使用兴奋剂后，记者感兴趣的倒不是用了什么药、判了几年“刑”，而是一些圈内人士事先都看出了疑点，认为河南赛艇队在全运会预赛和决赛中的成绩判若两队，成绩提高太快，让兄弟赛艇队觉得很“惊讶”，并认定在赛艇界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用药是极隐秘的行为，外人难以知晓，但运动员用药的目的不是自娱，而是提高成绩，用药的效果往往会体现在不正常提高成绩这方面，这是瞒不过圈内人士的。从他们的“惊讶”和“疑惑”入手，寻找查处的突破口，相信这种由果溯因的做法能对用药者产生更大的威慑力，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国这些年加大了反腐败力度，查处很多贪官，很多线索是得益于贪官身边人的举报。纪检部门还派出巡视组，主动探访各地，也查处不少案件。这种思路和做法非常值得中国体育界反兴奋剂工作仿效。但这需要体育管理部门有“主动作为”的意识，不能再像七八年前反“足球黑哨”时那样，外界提供的反黑线索已极为明朗，中国足协还持一种“不作为”的思路，硬要别人提供“证据”。搜集和查获证据是管理部门和司法部门的职责，不能苛求举报者，这是体育界反腐败也应该遵循的原则。

　　因此，对体育管理部门和反兴奋剂机构来说，除了无针对性的“撒网”，赛前查、赛后查、飞行检测等，还不妨多主动去收集圈内人士的“惊讶”和“疑惑”，有针对性、有重点地进行检测，相信反兴奋剂效果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