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全运会都是一些稀奇古怪、花里胡哨的故事。

　　从1983年说起吧，那是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办的，也是全运会第一次离开北京。上海五运会的开幕式正好赶上天降大雨，没办法只有推迟到第二天，但第二天仍然在下雨，只能继续推迟，大约是在经历了三次或者四次推迟之后，上海才迎来了一个好天气，开幕式终于举行了。在这件事情上，想想北京奥运会和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气象工作者们是如何干预天气的吧。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进步。

　　到了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来到广州，那一年，充满了“诲淫诲盗”色彩的著名口号“辽宁山东是一家，二比二平进前八”被辽宁球迷写在横幅上打了出来，比分最终也正是那样。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中国足球看台上最有名的标语。

　　那一年，《中国体育报》还叫《体育报》，重新翻看当年的报纸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六运会期间，《体育报》办了一个“全国20名最佳教练员”的评选，范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涌现出来的领军之将。最终当选的教练员每个人都获得了一个有厂家冠名的奖杯，比如陈福寿和穆祥豪获得的都是“防爆”杯，聂卫平和王魁获得的是由福建省大田县豆乳晶厂赞助的“赤岩”杯。当年提供赞助的厂家们早已沧海桑田。沈阳防爆器材公司不幸地在几年后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国营公司。奖励高丰文、袁伟民、钱澄海和徐益明的福州第二塑料厂、福州保温瓶厂应该已经被台商合资了。另外几个赞助商还有鞍山市小型轧钢厂、南通无线电厂，计划经济的味道十足。

　　1993年的全运会回到了北京，全运会隔了6年，从奥运会前一年举行，改到了奥运会后一年举行。

　　那一年最热闹的事情，是马家军如探囊取物般地攫取金牌。但我要说的是足球决赛，北京对辽宁。由于比赛期间有一个为中国申奥代表团壮行的活动(不是赢得2008年举办权的第二次，而是输掉2000年举办权的第一次)，所以工体简直是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像过节一样热闹。

　　我与一干朋友利用有限的采访证交替入场，当天没任务，就是凑热闹看球。在记者席位上放眼望去，一个个单位的方阵塞满了看台，各种口号此起彼伏，赛场的大喇叭一声令下，全场的旗帜就马上挥舞起来，煞是壮观。我心想，这哪里是足球决赛呀，这简直就是群众集会呀。

　　我的顾虑在比赛开始之后马上就被打消了，因为我听到了“傻×”的声音，而且整齐划一，绝不输给那些催人奋进的正面口号。我终于知道，原来持团体票入场的人民群众中间还是会隐藏一些坏分子的。而徐根宝从日本带回来在国内推广的小喇叭也开始发出刺耳的声音。我于是确认，这确实是一场足球比赛。

　　北京队当然就是北京队了，高洪波、高峰、谢峰、曹限东他们都在。但辽宁队可不仅仅是辽宁队，而是将辽宁队、大连队、沈阳队合在一起的大辽宁队。

　　我还以为有人会做辽宁队的工作，让他们从申奥的大局考虑，把冠军让给北京队呢。但实际上，辽宁踢得异常凶猛，不留情面地拿下比赛。赛后，我们迅速撤离看台，工体外面的马路上空空荡荡的，因为看球的人都没有出来，他们都留在场子里继续为申奥代表团壮行。

　　今天先回忆到1993年，以后有时间继续回忆。(作者谭杰为《篮球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