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运会不仅仅是一次全国体育运动盛会，其意义远甚于此，这是公认的事实。很大意义上，全运会的主办地区，主办权的获得，也是这个地区整体发展水平和当地社区幸福指数的一种体现。

　　因此翻看全运会的主办历史，前九届一直在中国大陆三个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主办：前四届全运会都集中在首都北京，第五届全运会，改革开放不久，移师上海，六运会到了广东，七运会曾经有过四川主办的动议，后来还是北京，八运再赴上海，九运又是广东。直到整整第十届，全运会的火炬才离开京沪粤三地，来到了江苏。十一运山东，十二运辽宁。倘若以京广线作为一条纵轴，全运会的历史轨迹，始终是在京广线以东的地区。江苏山东，都是九十年代之后迅速发展的沿海经济区域，延续着京沪粤社会全面发展的脉络。十二运在2013年落户历史悠久的经济基地辽宁，算是迈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脚步。此后的全运会将在哪里？

　　在举国体制的体育政策下，全运会传统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来，全运会的性质、形式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为一个最顶级的全国性体育盛会，对主办地区的社会影响力仍然是毋庸置疑的。能举办全运会的地区，肯定是拥有相当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也往往是这些地区更愿意借助全运会这样一个平台，以体育为线索，提升整个地区社会生活发展水平。对这样一个体育盛会主办权的申请和争夺，不仅在中国各地区如此，国际上也有相似情况的存在。

　　根据最新的综合性社会研究显示，像足球世界杯和奥运会这样的最高档次体育盛会，为什么总能吸引大批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不仅仅因为这样全球关注的体育盛会，能给当地的社会发展带来全方面的推动作用，更重要的一点，是“顶级体育赛事的主办，是一个地区社会自豪感的表达，是一个地区幸福指数的直接反射”(理查德·拉雅德著《幸福：新科学研究》2008版)。

　　北京2008是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窗口，全运会也是一种窗口。为什么不同地区都想主办全运会？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幸福指数的反映。

　　幸福指数，又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的社会学概念。根据过去50年的社会研究，社会的富裕程度发展到一定水平，当生存温饱不再是主要挑战时，人的幸福指数不再会跟物质财富增加速度同步，于是多方位的社会生活诉求会增加。我们看待全运会，总容易陷入传统或者苛刻的视野，认为全运会已经过时。然而放在一些发展中的地区，全运会正是当地所需要的一种社会发展触媒。

　　因此2017年全运会应该向西，走向发展中的中西部。这也是时代为全运会赋予的新使命。

　　(颜强 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