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特色的群体，他们是权益监督者，但有时连自己的权益都保证不了；他们貌似有权威，有时却要被外界因素影响而左右决断；他们看似是最安全的群体，却要小心提防被身边一个或一群人攻击。

　　文/侯佳婧

　　比赛临近结束，绿城球员王宏有因向场内掷球的力量过大，被主裁判谭海出示了黄牌，后又因不服判罚找其理论而得到了一张红牌。王宏有很是愤怒，情急之下他脱掉脚下的拖鞋冲谭海狠狠扔去，只不过这名球员的投掷准度和射门一样不靠谱，拖鞋落在了谭海的脚边……

　　这是发生在第21轮中超赛场上的一幕。关键不在于球员投与射的准度都不高，而在于一名球员只要不服裁判的判罚就能把手边任何一样东西当成武器向裁判发起攻击，还在于这样的事情在中超并不算奇事。

　　“你问我现在中超裁判执法环境是变好还是变坏？那还用说吗？”陆俊反问。

　　这是一个有特色的群体，他们是权益监督者，但有时连自己的权益都保证不了；他们貌似有权威，有时却要被外界因素影响而左右决断；他们看似是最安全的群体，却要小心提防被身边一个或一群人攻击。本赛季，中超赛场上屡屡出现球迷、球员甚至教练向裁判发起攻击的事例。在这个尺度不一的氛围里，规则在每个人的眼中都各有一番解释，而结果会是什么样，根本由不得自己。“裁判在执法完比赛后，要接受来自俱乐部的打分。你如果总给一家俱乐部红牌，人家给你打的分就不会高。那么下次裁判再给这个俱乐部掏牌时就会有些不敢，因为潜意识里是不敢得罪人的，是有畏惧感的。”

　　再加上球迷的谩骂、主场压力，这些都左右着裁判掏牌的一瞬。“人在这种情况下，承受能力根本就受不了。”陆俊说。

　　判罚尺度就是这样随着裁判的潜意识而变化着，于是也就能解释比赛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让人看不懂的判罚。

　　而在国外职业联赛根本不存在类似“俱乐部给裁判打分”的现象。“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判完了就是判完了，(裁判的表现)不需由俱乐部来评判。”

　　本赛季中超进入半程总结时，中超裁判委员会主任李东生曾经公布过这样一组数据：在前半程的120场比赛之中，裁判员每场的判罚最少有30次，多则40到50次。比较大的明显错判、漏判一共是20次，平均每场0.17次。随后足协还不忘在数据后加上一句总结——基本上漏判次数要比世界杯少。

　　而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陆俊曾坦承，在中超执法要比在世界杯执法难得多。例如在国外执法，场上出现30个犯规点的话，那么在国内就会出现100个，这么多的犯规点，对裁判的要求就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而国内许多裁判的业务能力又很难同高难度匹配。“这个活就是费力不讨好。”

　　裁判威信在中超也接受着挑战。类似于足协公布裁判数据这样的现象，基本上只有在中超才会出现，因为“国外的足球联赛根本不会将这样的统计公布于众”。这项在国外足球机构中被视为机密的数据，在中超成为了体现足球透明化的物证。任何国际赛事，比赛一方因裁判问题向主办机构提出疑义的，“根本就不会给予回复”，因为在他们看来，保证裁判的权威性才是重要的。

　　“在中超执法比赛就像开车一样。当你周围的人都不遵守规则时，你开车就会感觉很困难。而在国外，马路上尽是遵守交规的汽车，这样开车有多轻松。足球场上同样如此。”陆俊说。　　点击获取第5期《最体育》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