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宁、朱骏成功的继承了“先辈”们的光荣传统，霍顿和威尔金斯也换成了比他们低了N个重量级的李章洙和贾秀全，两个英国佬都扛不过的“中国特色”，韩国人就更别想了。

　　文/谢强(前中国国家队主教练霍顿翻译)

　　1998年12月，泰国首都曼谷，亚运村。中国队4：1战胜柬埔寨。上半场4：0，下半场0：1。12月的曼谷仍犹如蒸笼一般，下午两点的赛场令人窒息。赛后，总部龙颜大怒，局长袁伟民对中国队表现极为不满。于是，球队驻地就起了波澜。

　　团长王俊生闷闷不乐地回到宿舍，召集球队开会。他声情并茂地传达着袁局长的指示，我坐在一边，力图忠实地向主教练霍顿耳语翻译着，他则不时皱眉。王团讲完话，霍顿站起来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本来就很圆的眼睛瞪得像个牛眼，用着不容置疑的语气，速度适中，斩钉截铁：“中国足球不能用排球的规律指挥。任何懂行的人都会理解，在那样的条件下比赛，就是折磨，胜利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对于其他的说法，大家不必记在心上。”我又一次力求真实地转述霍顿的原话，乃至语气。队员的表情也都从阴转晴，那种气氛，就像久久憋着的一场大雨被一阵狂风吹散。

　　10年后的今天，霍顿已经在印度干了3年的主教练，他把自己扔向了另外一种文化。年薪30万，五星级饭店，偶尔在一个海岛上集训，一年次数不多。上一次从电视上看见他，明显发福了。他电话对我说，印度人通英文，明白英国人是怎么回事。现在不怎么斗争了，斗志没有了，享受足球，享受生活。

　　这也是中国足球让我难以理解的地方。总要求“被教练”，又总是不从，明明是你主动勾搭来的，可是不老实得很，反抗的力度还大。不过从大局上看，站在洋人对面，中国文化百年以来，何曾输过，足球又怎会是个例外。

　　2004年，上海申花队，威尔金森制定出和霍顿一模一样的更衣室原则。赛前和中场休息不得有领导来训话。他想要“技术型”更衣室，不要“政治型”。现任申花主教练贾秀全守门，不许外人入内。时任总经理楼世芳有个助手，姓眭，这个字比较难认，所以自己起了一个很简单的英文名字“Water”。比赛顺利的时候，领导们忍着不进更衣室，但是不顺利时，就有些把持不住。楼总是个很绅士的人，无论内心如何焦灼，是不会率先触动那条红线的。那一天，我们主场，上半场好像输了，或至少场面十分被动，于是那个眭副总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一下子先冲进了休息室，我和威尔金森进去时，他已经站在那里了，一副挑战的样子。

　　我知道一场风暴要来了，但心里紧张吧，又感觉有些好笑。威尔金森请他出去，他说我凭什么出去。于是老头开骂，“fuck off”，那意思是“你他妈滚！”这时候，我便不好过于真实，说，“眭总，您还是出去吧！”眭总气得不行，暴怒，把矿泉水瓶“砰”地砸在地上，走了出去。后来，威尔金森回味这个情节，大笑道：“Water threw water at me!”我对这种事情的理解是，说到底，我们中国人是不怎么看得起外国人的，对那些高鼻牛眼的人至少是不太放心，毕竟我们中国是“中央之国”，骨子里还总是“梦回唐朝”。球队是老板自己下的蛋，自己孵不出来小鸡，看别的母鸡又不爽，这滋味难受啊。

　　作为一名翻译，确实觉得外国人的思维里不讲政治，缺少复杂性，他们直白得很。这便很像小孩子，口无遮拦，容易揭发皇帝的新衣。而中国人都是老者，引而不发是我们文化的美。心里想：“小样儿，老子今天窝在你手底下，认栽。”2000年，霍顿去上海浦东执教，当时的副市长龚学平请霍顿去市政府谈话。记得那是上海市政府的临时办公地点，道路曲折蜿蜒，在一个大院里转了几个弯，车终于停下，出来时我有点晕。进入一个平房，房顶很高，龚市长从里面出来。他握住霍顿的手，说：“霍顿先生，您的打法很好，就是长传多，我们上海队还是要打地面，短传配合。”霍顿接的很快，说：“巴西人说，有多少巴西人，就有多少巴西国家队主教练。哈哈哈哈”我觉得霍顿那次保守了，心里忍来的。所以后来他把火气撒在了老板卫平身上。卫平在一次谈话中，希望霍顿调整用人，霍顿拿起了98年曼谷的那股劲儿，说：“搞房地产，我听你的；玩足球，你听我的。”直到最后来，霍顿和卫平在球员面前公开爆发冲突，导致了自己第二次下课，由上海本土教练奚志康接任。

　　2000年我离开上海时想，中国足球是个宠物，老板都放不下手，即使绝大多数的老板都有太多的政务或者商务操心，但是他们都想当那个足球队的主教练。今天同理。中国足球20年洋务，干掉了无数外国人，把自己帽子一摘，原来辫子没剪，只是盘在了头顶上。罗宁、朱骏成功的继承了“先辈”们的光荣传统，霍顿和威尔金斯也换成了比他们低了N个重量级的李章洙和贾秀全，两个英国佬都扛不过的“中国特色”，韩国人就更别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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