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孙文祥

　　一家地方报纸准备开设言论版块，担任编辑的朋友让我帮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找几个腕儿。让我沮丧的是，几圈皮条拉了下来，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招，普遍的理由是： “一想到未来某天他们可能让我谈论中国足球，我就担忧自己半身不遂。”

　　麻木，的确是每个靠评论糊口的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敏感一点的读者或许已经留意到，自从时针走入2009年，我已经越来越少谈论中国足球。如果可能，我甚至希望自己的这个专栏，从此后不谈中国足球的风云，只讲世界体坛的风月。

　　谢亚龙离开后，我不是没有想过，中国足球在南勇的领导下，会变得清静一点，太平一点。但现在看来，这种想法若是被阿娇知道，估计又会被套上 “很傻很天真”的帽子。高洪波领军的国足，一离开范琦和万大雪的哨声，立即又与新加坡和大马杀得难解难分；而在中超，只要和国安有关的纠纷，你总能看到另一种判罚标准。比如同样是倒地后的报复，同样没有将对手的两个蛋蛋变成一个，李玮峰因禁赛远走他乡，而陶伟却能安然无恙。

　　有人因此认为，与其将足协当成国安的爷，不如说足协是国安的孙。国安在中超的份量，就像皇马之于西甲，法拉利之于F1。似乎在某些足协官员看来，一旦绿林军宣布退出，中超不仅会从凤凰变回乌鸡，甚至会沦落成野鸡。

　　既然一碗水不能端平，处罚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威慑。带头围攻主裁的泰达主帅左树声，在面对停赛五场的处罚时，其若无其事，其大义凛然，简直能让人想到19世纪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从左树声到谭望嵩，再到以博尔特之势追打裁判的天津全运足球队，天津足球似乎想要证明，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倘若只是天津足球老老少少彪悍，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如今的中甲球队，也学会了东南亚老虎杯上的那些伎俩——在与四川智谷的比赛中，三球领先的青岛海利丰球员居然试图将皮球往自己门里踢。

　　按照正常逻辑，在一生二、二生三之后，应该是三生万物，将酒后驾车视若家常便饭的人，可能会在仰头喝下最后一杯前，向酒肉朋友高呼一声， “三生有幸！”然而，面对江河日下，人心不古的中国足球，我能想到的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耻。

　　身体的某个部位出了问题，还可以借助药物。若是中国足球让你不举，估计除了逃，也不会再有别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