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

　　中国大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足球商赛，无疑是1999年三冠王曼联的上海行。至今10年，曼联已然第四度来华，而中国的商赛也由典型的市场运作，也大有演变为由政府主导的市场运作之趋势。

　　1999年的曼联三冠上海行，名动全国一票难求，据说幕后推手是目前在中国京剧界很有名气的京剧演员关栋天，他开办的一家广告公司用了30万美金请来了曼联。而另一个商赛的经典案例，则非属2003年的皇马来华不可，在为期一周的商业盛宴中，中国球迷不仅见识了七星皇马、龙马大战，甚至也记住了运作这次商赛的高德公司。这两场经典的足球商赛，主办和承办和当地政府完全无关。

　　但现在，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曼联今年之所以选定杭州，除了杭州本身的城市实力和票房基础外，浙江体育局的积极主动也是让曼联亚洲公司特别满意的。所以，在排除了曼联曾去过的京广沪之后，杭州成了曼联的最佳选择。而将在北京进行的亚洲挑战赛和意大利超级杯，北京市体育局更是主动出击，亲自上门联络。

　　其实早在2007年曼联的广州行，广州体育局就扮演了主角。不仅是体育局，当时的组委会都是由广州副市长亲自挂帅，算得上是集全市政府各部分之力，才在20多天内搭通所有天地线。

　　同样是商赛，同样要讲求利润，球队还是同样的豪门，但主办方中以体育局为主的政府力量介入越来越明显了。用广州体育局局长刘江南的话来说，“体育不仅要强身健体、为国争光，而且要为国争利！”

　　在08奥运后，地方政府运作商赛腰杆自然是粗壮很多了。塑造城市形象，同时又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体育局本身就有一定的财力，因为官方色彩，身边的民间资本又呼之即来，资金根本就不是问题。尤其重要的，从大到审批、场地，次到海关、安全，再小到住宿和交通，因为比赛的政府色彩，一切相关的行政和商业资源都可以在最短时间整合畅通。如果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应该归因为体育总局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举全国之力的话，那么反过来，一个城市的体育局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举全城之力，还会搞不好一场商业比赛？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皆在讲“加强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的各部门都在积极发挥各自认定的“本己职能”。10年间商赛反映的主办方的变化，正好体现了这一大背景。政府力量更多涉入商赛组织包装，尚难判定其利弊，但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肯定是最有效最保险的一种方式。足球虽属体育-娱乐业，但从来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在中国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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