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旻

　　戴琳案一波三折，没完没了，像一出无聊的肥皂剧。但随着辽宁足球俱乐部搬出最新的国际足联法则，这出剧目变得越来越有看头了。看点的核心在于，戴琳案正在给整个中国足球圈普及法律常识。

　　先回顾一下戴琳案。戴琳，辽足球员，今年上半年申请转会波黑斯拉维亚俱乐部。由于戴琳和辽足俱乐部没有合同在身，根据中国足协涉外转会的相关规定，戴琳属于自由身，斯拉维亚俱乐部无需支付转会费。

　　没过几个月，戴琳又申请从斯拉维亚俱乐部转回国内的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经过可能存有猫腻的“出口转内销”，申花无需向辽足俱乐部支付转会费。因为，如果没有到国外去“漂白”的过程，申花直接从辽宁引进戴琳，根据中国足协国内转会的相关规定，申花需要支付转会费。

　　申花和戴琳的行为引起了辽足俱乐部的强烈抗议，认为申花破坏了中国足球的潜规则，漠视了中国俱乐部的整体利益。申花的理由也很充分：一，整个转会操作都合情合理合法，没有漏洞；二，不知道中国足球有什么潜规则，所有规则都应该与国际接轨。

　　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了，中国足协也裁定申花这次转会有效。但辽足俱乐部眼看转会费没戏了，又搬出了鲜为人知的“培养费”。根据2008年国际足联最新的转会规定，未满23岁的球员转会，原俱乐部可以得到“训练补偿”。根据这一规定，不仅辽足俱乐部可以得到补偿，之前培养戴琳的大连铁路队也可以得到补偿。

　　表面上看，一旦辽足上告国际足联并得到宣判，申花在打击中国足球潜规则的同时，可能不得不支付培养费；而实质上，戴琳案是一次很好的给中国足球圈普及法律常识的机会。中国足球职业化搞了15年，连基本的法制保障都很糊涂，空子多，人为因素多，与国际脱轨，法制观念薄弱，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很落后的状态。

　　职业化不是一句空话，没有法制保障，没有真正的市场环境，中国足球的改革不仅要落空，更可能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其实，我们在苛求中国足协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在世界范围内也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没有一定时间的探索和积累，不交足一定的学费，的确很难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以转会规则为例，都说“博斯曼法案”改变了世界，又有多少人能把这个法案说清楚呢？这个法案至少改变了两点：一是合同到期，俱乐部无权收取转会费；二是欧盟球员在欧盟范围内享有和本国球员同样的工作权利。“博斯曼法案”提升了球员在职业市场的地位，促成了高薪合同，但也打击了中小俱乐部的生存机会。于是，“训练补偿”这样的规定正不断补充到国际足联新的法则中。

　　法制建设任重道远。比如，戴琳案在转会费、培养费的焦点过后，是否会演变成新的“年龄门”呢？如果戴琳的23岁年龄有假，这场官司是否会无穷无尽地打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