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晨

　　转会是一场多方博弈，球员、俱乐部、经纪人裹挟其中，如何能保障各方的利益，维护足球场外的“公平竞赛”，足协作为管理者的作用至关紧要。

　　国内现行转会制度的主体，源于甲A中后期，其制度核心在于更大程度维护联赛稳定和俱乐部的长久发展，因而把更多的砝码放在了俱乐部一边，相对弱化了对于球员利益的保障。最典型的自然是那条“30个月后续期”的规定。我曾向一位欧洲经纪人详细解释这条规则，对方的反应是“不可思议！”

　　这种让球员更大程度依附于俱乐部的转会制度，它的出台有其特殊的背景。当年职业联赛肇始，市场缺乏秩序，少数“大牌”球员成为众多俱乐部追逐的焦点，由此“一仆二主”、“签字费”等不正常现象不断滋生，影响了联赛的稳定。如果把转会市场比作天平，当时显然是球员这头压倒了俱乐部那头。

　　作为管理方的足协，在感受到这种威胁之后，把更多的砝码放在了俱乐部一边，由此制订出台了多项独具中国特色的转会条例，以限制球员自由流动作为代价，来维护联赛的稳定。但随着国际足坛的日益发展，球员自由流动程度加剧，“土政策”和国际规则的距离越拉越大，反而影响了中国足球和国际足坛的接轨。

　　事情发展到今天，转会规则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再不改，类似“戴琳转会”事件将会成为惯例，天津泰达的劳资纠纷案也会蔓延到各家俱乐部，因为在现行转会制度下，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和谐已被破坏。按照澳大利亚外援布里奇的说法——“球员像被牲畜一样对待”。   

　　修改转会规则其实只是表象，关键是以此为手段，构建球员同俱乐部之间和谐平等的劳资关系。就如同当年高雷雷的呼声：“其实我只是要一份公平公正的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