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图片由龚妻索女士提供 新京报制图/丁华勇

　　■ 论道

　　对一个郁郁而终者的纪念

　　一个人，已死了五年。一段短暂又漫长的时间。短暂，是相对于死亡之永恒。漫长，是足以让新生的一茬球迷忘记一个几年前路人皆知的名字。

　　时间如一把锋利的镰刀，收割着人们的记忆，然后抛到历史的某个角落，不见天日。

　　有人拂去了一些蒙尘，一个名字从墓碑上显现出来，这是一个叫龚建平的人，生前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两个“惟一”：惟一被中国足协认定的“黑哨”；惟一因收受贿赂获刑的中国足球裁判。而他原本的身份因其在2004年7月11日的离世短暂凸显：龚建平，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女孩的父亲，一位老人的儿子。他的死，置换来人们更为短暂的同情。这之后，斯人斯事皆归于沉寂。

　　在妻女眼中，龚建平是好人好丈夫好父亲，甚至好裁判，在球迷眼中，他最先是一个黑哨，然后是一个老实人，一个替罪羊。当那封至今不知出自何人手笔的“自白书”出现后，当龚建平以受贿37万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入狱之后，当阎世铎的反黑行动“大山临盆产下一个耗子”之后，他成了倒霉蛋和笑柄———请原谅笔者使用了两个有失厚道的用词，假如我也是彼时裁判中的一员，是一定会暗自庆幸并窃笑的：你看你看，天降“大任”于这位同行身上，一个人扛了整个圈子的罪孽，身为圈中人，你还能想出比这更便宜的事吗？

　　龚之妻女视之为好人，并非做人底线的调低，而是基于死亡不可掠走的亲情，更是类比后的评判。君不见事后知情者说，哪个裁判不被潜规则，龚建平未必是收钱最多的，龚建平如果不是主动交待哪有牢狱之灾等等。于是五年前的7月庄严的法律像个专门开给一个人的玩笑，受贿者十年有期，行贿者罚钱了事，造汽车的继续造你的汽车，搞房地产的继续盖你的高楼广厦。再追溯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阎世铎，言之凿凿要“杀无赦斩立决”的反黑先锋，高调送进去一个龚建平，低调把其余黑哨内部处理，随即偃旗息鼓。功德如下：进行了对一个黑色群体的“安抚与激励”，消解了足坛酱缸中人的集体恐惧，完成了一次从铁面无私到怀柔绥靖的猥琐转身。一个没有执法权更没有刑事豁免权的机构，绕过了法律，自行授权轻描淡写地以“行规”处理了一群受贿嫌疑人。当然，肯定不能推给阎氏一人，小吏有小吏的苦衷。

　　两相较之，退钱并自首者的确“傻”得可以。此后，龚建平郁郁而终遂成偶然中之必然。

　　无从得知时在狱中的龚建平是否心生悔意，照这“行情”，若是硬挺着不招，他是极有可能成为“法不责众”的众中一员的。就因为一次有限度的诚实，却换了个身陷囹圄。时至今日不得不悲哀地说：龚建平一生中最后一次决定，使自己变成“殷鉴”一面，后来者只需照照这面镜子就明白该怎么做了，黑钱不妨继续收，只要打死我也不招便屁事没有。令潜在黑哨们振奋的是，现实的车轮正是按照这一轨迹滚动的———五年后的中超，外表干净得如初生的婴儿，无假球无黑哨，与五年前的群情激奋相比，人们已对中国足坛的种种失去了兴趣。龚氏泉下不知，当年他犯的那桩事，如今已是绿豆芝麻。

　　五年过去了，这个名字已被时间沙汰，长眠于地下的，还有“随葬”的芝麻绿豆，而那在五年后的人看来不值一提的真相，却仍是今天的追问者拂之不去的历史蒙垢。在一个事实与真相频频隐身的年代，每个追索者最终都会产生无力感。所能做的，也惟有纪念。纪念一个不该被忘却的人，恰是唤醒痛感的方式，让你我不至于麻木至死。□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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