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旻

　　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杜威的料想：骚扰女频频接受各大媒体采访，诉说自己与杜威“有的没的”的故事；骚扰女得到在同一网络平台开博宣讲的机会，引起广大关注；更可悲的，读者、网民、球迷，甚至还包括媒体，支持、鼓励、同情骚扰女的气氛远远超出了关注电话骚扰的本身。

　　杜威对此，相当无奈。我以媒体人的立场告诉杜威，媒体不是法官，只负责报道，不负责审判。杜威能做的，就是委托律师发表声明，以正视听。

　　当然，我还应该做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媒体人。媒体的性质相当特别，虽然不是法官，不负责审判，但媒体的报道往往具备比审判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媒体在处理报道中需要慎之又慎，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判断。

　　“电话门”事件中，基本的立场判断是什么？就是电话骚扰这个事实。我们很难判断杜威和陌生女子的是非对错，但我们可以判断用电话骚扰的方式发泄私愤是站不住脚的。每一个看杜威笑话、嘲弄杜威的人都需要具备基本的道德判断，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成为“杜威”，不经意间成为被骚扰的对象。谁愿意受骚扰之苦？由此就形成了整个社会应有的一个道德判断，尽管电话骚扰可能在法律上还是一个盲点。

　　没有鄙视骚扰女的这种骚扰行为，而是抱着挖隐私、看热闹的心态，探究杜威和陌生女子之间的关系，大方地给骚扰女提供理直气壮的平台，这是媒体处理八卦新闻和满足受众名人猎奇心态的一贯手法，不得不说是某种社会责任的缺失。加之杜威作为中国球员的特殊身份，早已给人一种预设的负面立场，骚扰女被描绘得越来越像个正面人物或者英雄典型了。

　　也有媒体认为，杜威自曝“隐私”是失策，对此我更不敢苟同。首先杜威无需炒作，中国球员本来就缺乏炒作意识，状态不温不火、个性谨小慎微的杜威与炒作距离很远。其次电话骚扰和隐私本来就是两回事，如果连控诉骚扰的勇气都没了，都用逃避的方法处理问题，整个社会的道德架构不都缺失了吗？

　　杜威已经报警了，相信真相不久就会呈现。但在真相出来之前，我还不想以媒体人的姿态主观判断骚扰女就是“杨丽娟第二”。舆论审判权的问题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电话骚扰、人肉搜索，把这样的舆论诉求当作审判决议，难道不是很危险的吗？媒体在猎奇和自我炒作的同时，难道不应回头看看自己的基本立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