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工”(slave worker)这样一个词汇，似乎很难和年少多金、近年来公众形象欠佳的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系起来，不过上周发生的天津泰达球员罢训事件，随着新闻现象之后层层背景清晰化，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实浮现了出来：

　　俱乐部和球员签署的合同，大致分为两个版本：按照公式确定合同年限为：合同年限=30-球员年龄，这意味着22岁的蒿俊闵必须签署8年合同；另一种版本是，年轻球员合同至少得签5年，年龄较大的球员只签3年。

　　如果只是在合同年限上，提出俱乐部的土政策，倒也不是紧要问题。但6月23日出现的罢训事件，更是因为俱乐部大部分球员在2009年联赛近半，已经完成12轮联赛之后，跟俱乐部的合同都还没有签订！至少泰达队球员在这前半个赛季里，是无合同状态下，得不到任何法律对自身保护情况下，为俱乐部效力的。因此从3月到6月底，泰达队队员无合同、无工资无奖金，哪怕联赛成绩还不错，罢训之后的周末联赛还3比0大胜深圳，球员的劳动权益没有得到任何保障。

　　再加上一些俱乐部内部的纠葛矛盾，罢训成为了惊人新闻。一周过去后，众多的媒体覆盖报道，事件本身的解决方案仍不明显。传闻中，球员继续罢训、罢赛不绝于耳，而正常的训练、联赛又都在进行之中。哪怕再多人际纠葛影响着事件走势，最终劳资双方的妥协是必然，否则一拍两散，是谁都无法承受的。

　　只是通过这个事件折射出来的中超球员合同状况、与俱乐部雇佣关系的合法程度，以及整个职业足球联赛架构，对于球员劳动状态的法律保护，都令人惊诧。新的《劳动法》推出经年，在各行各业都得到广泛推行使用，可是在中国足球这种金鱼缸生活环境中，如果真要拿《劳动法》的条文去逐条逐字对照的话，不知道还有多少陷阱和漏洞将会被曝光。中国足球在竞技成绩、职业化程度和社会形象上的诸多落后，让职业球员成为了一种负面的社会形象代表，然而没有这次罢训事件，没有罢训引起的深度反思，谁能想像得到，在这样一个金鱼缸中，球员本身又是一个相当被动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劳动权益和劳动报酬，居然都得不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泰达并不是一个游走法律边缘的唯一俱乐部，类似泰达的球员劳动合同混乱现象，在中超许多俱乐部都存在。姑且不论跟国际足联的球员合同规范有多少出入，就参照我们自己的《劳动法》，中国足球环境内违规现象绝不罕见。硬性的合同条款，“霸王条款”，让蒿俊闵们不堪接受，劳动合同一年一签的现象更处处可见，具体言之，还不是一年一签，更是一个赛季一签，这意味着在休赛的那么三个月时间内，球员和俱乐部是没有合同关系的，可在约定俗成的金鱼缸环境里，球员和俱乐部的归属关系，又不容球员自由来去——想把你挂牌的时候，你就是俱乐部的人；不想要用你了，那么你就自谋生路吧，因为你和俱乐部没有合同，打起官司来，你一无是处。

　　1963年，英格兰职业足球废除劳工顶薪体制，职业球员和普通劳工，不再受周薪20英镑顶薪的约束，这被认为是劳工阶层争取自身权益的一个历史分水岭。此后职业球员和俱乐部约定俗成的归属关系，直到1994年的博斯曼法案，才得到根本性厘清。博斯曼法案已有15年历史，但中国足球以自身水平落后为由，并没有完全接受博斯曼法案。然而在国内职业足球环境中，球员虽然和俱乐部产生了年薪制、长年合同制等合同关系，可是大面上不合法不合理现象比比皆是。中超联赛管理机构，对于泰达事件的回复，也令人失望——这不仅是俱乐部内部事务，更是整个顶级联赛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如果连自己员工的合法合理权益都无法保护的话，如何指望这些员工推动联赛事业的发展？

　　泼出一盆脏水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孩子也泼了出去。

　　(颜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