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锁定四支直接出线名额，日本、韩国、朝鲜，再加上政策划拨给东亚区的澳大利亚，东亚球队空前地实现了一次“大包揽”。按照惯例，我们必须得先仰天长叹一番，然后坐下来以邻为镜开一个学习研讨会。这并没有错，毕竟东亚球队的压倒性优势，给中国足球的萎靡困顿制造了太过强烈的反差。即使是关于中国足球的话题早已是老调重弹，令人生厌，可只要它还没有麻木到毫无知觉，总还是应该拿出来说道说道。这个道理，就如同你家孩子长期学习成绩不好，你都认命了，可碰到邻居家孩子考了个第一名，你总还是忍不住会把自家那个不成气的东西叫到面前教训一番的。

　　更何况，这一次我们既不想沉痛地大批判，也不想聊胜于无地走过场。与我们国土接壤的三个东亚国家足球发展的道路，至少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是日本所代表的全盘欧洲化的职业模式，二是朝鲜所代表的享受政策倾斜的计划体制。可摆在中国足球面前的现实话题，不是该学哪一种模式的问题，而是必须意识到，这恰恰是中国足球绝不可能走通的两条路。的确，很多事情，首先要想的不是该怎么做，而是要先搞清楚哪些不能做，做不得。这么一个看似细小的道理，说得玄乎些，却是中国足球长期悬而未决的路线问题和思想痼疾。

　　在中国，这是个大问题。

　　职业化，中国足球“国退民进”的灾难

　　日本足球十几年来突飞猛进，其足球哲学从根本上说并不复杂，他们始终如一在模式上模仿欧洲，在技术上追随巴西，就像这个偏执的民族，简单而认死理。而中国足球近20年来在风格上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非只是表面的摇摆，真正的死胡同却是，我们同样以欧洲为准绳，却只能识其皮而不知其髓。换句话说，我们一直认为自己职业联赛的反复是方式方法上的缺陷，殊不知，那些组织架构、市场推广上的舶来品，一搬到自己家里就破绽百出。

　　当初参与构建了职业联赛的李传琪，若干年后才有所顿悟：“当年我们无比激动，无比自豪，我们都认为是在为未来中国体育全面职业化走出第一步棋。”应该说，这就是职业化初期整个足球界的共识，那种解套之后的冲动与庄严的使命感，充斥了中国足球的每一个角落。可事实证明，至少在2008年以前，中国体育所追求的从来就不是什么职业化，市场化，也从来不需要谁或者哪个项目来下出这第一步棋。而足球的复杂性，高投入低产出，恰恰使其有理由被放置在整个计划体制之外，成为一项“样板工程”，在体育全球职业化的大潮下，证明中国体育也“可以有”、“真的有”职业体育。一项无关成败、无关痛痒的“样板工程”，被高调地理解为“重点工程”、“攻关项目”，中国足球对自身的错误定位，并不仅仅被定格为一时的历史误会，而是留下了一段漫长的尴尬历程。

　　其后的十数年时间里，中国足球考察必去欧洲，讨论必提英超，在“中国制造”风靡全球的年代里，难道一件职业化的马甲我们都造不出穿不像？也许，只有当年激情如郎效农、李传琪者，才能在多年以后看破风云一笑置之，这一群曾经以为自己在苦苦求索的人，分明就像是几乎被人忘却的《埋伏》中的冯巩。

　　抛开时间成本不计，这条弯路给中国足球带来的真正恶果是什么？我们不妨从最直接的层面去理解这个庞大的话题。大约在1996年到1999年的三年间，职业联赛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国退民进”运动，除了辽宁与广东两地，几乎所有省市职业俱乐部都干净利落地斩断了与地方体育局、足协之间的从属关系，就像冲破牢笼，奔向自由。职业市场与政府机构的平行，或许是职业体育的一大显著特征，但在国家职能至上的中国社会里，形而上的市场化早已被证明是无源之水。足球俱乐部与体育管理部门的“绝交”，迅速把自己放置在并不牢固稳定的投机性的资本链条上，而放弃了相当稳定的存在于计划体育体制当中的那笔资金。当时以为自己富得流油并且钱程似锦的俱乐部，生怕背后的婆婆分走一杯羹，却没有想到，把那些原来依附于全运会，依附于学校体系的青训系统，托付给本来就缺乏耐心的、一味追求品牌效应或政策补贴的资本，无异于为了站得更高，而砍掉了自己的两条腿。

　　再比如，一直到2005年，以“G7”为代表的俱乐部还在高喊所谓的“职业联盟”，可是狂热的人们追求了十几年，却没有来得及审视一下，“英超联盟”是不是可以飘移到中国来成为“中超联盟”？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在经济领域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全国工商联、青年商会或者企业家协会，该是什么样的组织？

　　据说，两年前的一次中国企业家高峰论坛上，万科的王石颇有感触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在中国应该怎么做企业。”他的欲言又止代表了无数人曾经的思考，中国足球15年的职业化改革，从时间上涵盖于中国经济改革的30年，和中国体育24年奥运战略的段落内，却既不符合整个行业的战略方向，也游离于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局部的成就太容易让人产生盲目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职业联赛急转直下的这十年，就像是当年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顾雏军或长虹的倪润峰，对政策的误读，往往就是玩火的开始。

　　朝鲜模式：一道博士生答不出的小学试题

　　我坚持认为，崔大林对足球界提及的“学习朝鲜”的口号，其实就是在表达一种“女排精神”，朝鲜足球顽强拼搏、国家荣誉至上的精神，使它有理由成为中国足球在本项目之中的精神榜样。但身为体育局副局长的崔大林，绝对无意于在体制上提出一个效仿对象，因为深谙体制优势的他，应该比绝大多数人都更明白，为什么中国足球学不了朝鲜。

　　客观上说，朝鲜体育与中国同属于计划体制、举国模式。但朝鲜体育追求的是点上的突破，对足球、篮球、拳击等自身优势项目，给予足够的政策倾斜和国家扶持。而中国体育追求的是面上的超越，从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以磅礴的气势、举国的能量打造出了一个体育超级大国。奥运战略，从本质上说，就是以奥运金牌为目标，从无到有，化优势为胜势。

　　没有人疯狂到认为，如果动用举国体制，中国足球也能拿世界冠军，但我们的确可以想象，如果仅仅以亚洲区出线为目标，以举国之力，强化外交，强调科研，重视选材，更重要的是把足球指标与各级体育主管部门领导的乌纱帽挂钩，大概还算是现实的想象。可是，出线，显然就与整个中国体育战略方针的核心目标相左。足球的重要性是全球性话题，而足球“让他们自己玩玩”却是中国式的话题。所以，我们面前的问题绝不是中国足球该不该学习朝鲜，而是根本无从学起。就举国体育的能量和成就而言，中国与朝鲜是博士生与小学生的对比，而上不了台面，入不了规划的中国足球，显然是一道博士生答不出来的小学试题。

　　遗憾的是，让中国足球明白这个道理却并不容易。即使是中国足协的头头脑脑、一大堆的中层干部，大多出身于本项目，一方面深信中国体育能制造那么多奥运冠军，不信搞不好足球；另一方面，又长期致力于以足球的社会影响力来说服领导，以求获得政策。可是中国体育水太深，不缺足球这条鱼，中国体育这盘菜太丰盛，不缺足球这道小菜。毫不夸张地说，也许耗费了十几年时间，足球界才明白，他们视若根基的职业联赛，其实在中国体育的游戏规则中，其标准无非是：既然求不了成绩，也就求个安全。联赛可以搞，但不要带来社会不安定因素，否则就南北分区，还不行就赛会制，再不济就索性不搞。

　　中国足球与朝鲜足球之别，并不在于体制之别，而在于地位之别。

　　南时代：头破血流后的无奈领悟

　　中国经济改革30年，无论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都是围绕国家资源一体化的调整过程。宏观调控，从来为西方经济理论所不容，但在几乎无人幸免的金融风暴面前，就算是反对者，也不得不惊叹于“左右手经济”的神奇魔力。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同样用了漫长的时间，才解开了这道密码，摸到了自己头上的天花板。举国体育同样为职业体育所诟病，但中国体育的伟大成就，却越来越让这个行业的人们惊叹于它的威力。某种程度上，中国足球恰恰相似于在国有化经济大框框下的民营企业家，“中国国情”早已是一个老掉牙的词汇，有无数头破血流的经历之后，才可能有真正的领悟。

　　很多人认为，阎世铎和谢亚龙耽误了中国足球整整八年，可事实上，他们的目标单纯、目光坚定，不过是进一步践踏足球规律，极端放大片面需求的结果。与他们相比，南勇更愿意成为“搞足球”的人，也更愿意去把握在中国搞足球的“分寸感”，就像他上任之初所说的那样：“中国足球应该多想想，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如果让中国足球比现在好一些，南勇也许合适，如果说谁能挽救中国足球，那南勇一定不合适，因为没有人合适，因为在中国体育的政策环境下，中国足球其实不存在挽不挽救的问题。

　　中国足球究竟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上任数月，南勇几乎一言不发地在走自己看得见的路，比如奔走于亚足联与国际足联，修复中国足球的外交工作；比如以四线一体化的思路重新打造国字号球队；比如把青训工作重新托付给全运体系；比如与教委联办学校联赛……这是属于南勇的思路，也可能是中国足球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整体思路。

　　这是不是一条正确的路，取决于每个人的标准与期望值。可以肯定的是，王俊生“左”过，阎世铎、谢亚龙“右”过，南勇只能走在中间。中国人从来都很鄙视中庸，却最终都会走到中庸的一条路上去。

　　你可以认为，中国足球历尽沧桑，正在步入一个“左右手足球”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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