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郝洪 

　　上海交通大学5名体育本科生未完成正常学业，校方将他们劝退，其中包括乒乓球国手刘国正。舆论一致叫好，称交大此举显示了教育公平；交大管理者也言之凿凿，曰“学校并不会因为身份特殊而特殊处理”，“和其他学生一视同仁，没有特别优待”。 

　　交大说，考虑到运动员的特殊情况，对体育明星秉着宽进严出的原则。宽进指的是按照教育部有关条例，对于符合条件的体育明星可以免试入校；严出则是必须修满该修的学分，才能获准毕业。 

　　交大又说，对于一些特殊的学生，比如还在打世界比赛的选手，校方在时间和课程上都会作相应的调整，比如安排授课老师一对一地上门教学。比如刘国梁，由于平时忙于各项训练比赛，每次最多抽十天时间飞到上海来学习，学校就专门为他制订了突击学习计划。 

　　刘国正、刘国梁，一字之差，虽都免试上了大学，但待遇还是不一样。前者因未能完成学业被劝退；后者则通过学校专门制订的突击学习计划顺利毕业，据说，还将顺利地在该校攻读硕士学位。 

　　不知道除了刘国梁之外，交大还为谁开过一对一上门授课的小灶。不要说体育明星和普通大学生同等待遇，就是体育明星与体育明星之间，也会因其地位不同而致待遇悬殊。如此，怎么就算得上“公平”了？ 

　　这么说并不是为刘国正们鸣冤叫屈。刘国正们今日的尴尬不仅是大学教育是否公平的问题，还有体育的举国体制问题。我们只是希望，不要拿刘国正们被劝退学来作为宽进严出、一视同仁的标准，自证大学道德；不要用特殊人群的偶然事件，掩盖大学的普遍问题，粉饰体制之弊。 

　　也许有人会说，在一个讲关系、讲人情的社会，大学是无法独善其身的，更不可能单方面坚守正义。的确，市场常常会侵蚀大学的独立性，但是，维护公平公正这一社会基本价值，是大学应有的担当。作为追求真理和民主的学术殿堂，作为源源不断向社会输送各种人才，输送遵守民主社会法治的公民的机构，保持它的独立性，是应守职责。大学不妨从劝冠军退学开始，进行真正的自我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