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上周F1上海站开跑后，法国《解放报》刊文猛烈批评上海站：“组织混乱，观众寥寥，特别是汽车文化没有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恐怕将是最后一次举行F1了。”

　　别的且不论，“汽车文化没有融入中国人的生活”这一点，我觉得人家说得挺对。

　　什么是文化？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沉淀。没有时间的积累是不可能有文化的。不管理性的四环路有多么堵，开车的二奶有多少，只要我们没有美国人那种在汽车里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失身的切身体验，就难以对汽车有感情，自称有什么汽车文化。F1绝对是建立在汽车文化之上的，所以上海站那点花头在中国确实难有市场。

　　其实足球也一样，我们引进了竞技层面的足球，经营层面的足球，但是很难说足球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了什么位置。在这个咆哮的时代里，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事关生老病死，每个人都疲于奔命地应对，足球自然就无足轻重了。

　　足球对我们来说，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少数人把玩的奢侈品。自然难谈什么文化。以后请不要再自称人口最多的国家玩不好足球，别再装悲愤了。有什么好悲愤的啊，真相是中国几乎没有人真的在踢球。

　　恩义

　　中超才打了6轮，又到了下课的季节。除了黎兵已经离职之外，还有李章洙等几名高危教练摇曳在风中，随时可能落地。黎兵说起来对川足有功，川军低潮时他接手，风雨之中不离不弃，并于07年冲上中超。所以下课之后，还有四川球迷为他鸣不平。

　　二战期间，丘吉尔作为首相居功至伟，战后的大选他自以为笃定能连任，谁知竟然落选了。对此丘吉尔只说了一句：“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能有这种胸怀，丘吉尔不愧是丘吉尔。

　　中国足球人往往自视为江湖人，热衷于拉山头，起帮派，快意恩仇的日子。对他们来说，最严重的指责就是忘恩负义了。其实，球队要想有更大的出息，更应该学学丘吉尔的思路。

　　除了恩义，现实中更多的是球员炒教练，球霸也未必都是媒体的虚构。他们能够称霸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踢球的人太少，暂时难以替代。畸形的供求关系自然产生了畸形的职业道德。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力发展足球。如果遍地都是踢球的人，那些低水平的老大还敢称霸吗？

　　营销

　　说起营销是因为在中体事业干营销的谢亚龙前主席又发言了。说媒体在炒作他的年薪。他还真是有性格，几天不上报纸就不舒服。我只想澄清一点：体育媒体是中国最开放、最敢说话、对丑恶抨击最猛烈的媒体。报道基本上没问题，谢主席别把自己装得那么无辜。

　　谢主席不搞足球了，搞营销，不知道会有多大的作为。当年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全英国搞营销的都很激动：心想中国有四亿人口，那一年要卖出多少副餐具、多少架钢琴才能满足中国家庭的需求啊！结果经营了20多年回头一数，卖出去的刀叉可以忽略不计。

　　别以为这只是历史上的笑话，现在满天飞的很多营销方案也就是英国人1840年的水平。动辄就把13亿人口抬出来，总以为人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商品买单。其实很幼稚。

　　谢董搞足球是搞砸了，13亿人的大市场，愣是将中超搞到要破产，现在又来搞实业，练过田径当过秘书的谢董到底行不行，还是看看再说吧。 (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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